蔡昉：從K字形復蘇看社會政策的重要性
K字形復蘇是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經濟現象，既不是偶然發生的，甚至也不是什么嶄新的現象。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既可以說K字形復蘇，也可以說K字形衰退，還可以說K字形繁榮。因股市房市等資產投機而催發的經濟泡沫，就是一種典型的K字形繁榮現象。在富人和投機者從中獲利的同時，普通人歸根結底不能分享這種“繁榮”的好處。然而，一旦泡沫破滅，普通勞動者和低收入家庭卻首當其沖。此外，在一般的高速增長時期或經濟繁榮期，市場競爭也常常導致兩極化結果，從我們熟知的《林家鋪子》式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邏輯，到如今高科技領域形成的“贏者通吃”（winnertakesall）現象，都顯示了一個道理，被“吃掉”的小魚和蝦米自不必說，所有競爭中的“輸家”企業，都會給社會帶來失業和致貧現象，造成對勞動者及其家庭的連帶損害。
市場本身從來沒有也不能產生所謂的“涓流效應”。也就是說，當大企業贏得競爭和企業家因此致富的時候，集中起來的財富并不能自然而然滴流到普通企業和低收入群體中間。固然，在一個主要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來驅動的經濟發展條件下，形成一個“創造性破壞”的環境是必要的，非此不能鼓勵那些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創新企業，因而淘汰掉那些生產率停滯不前的無效企業。但是，這種環境的形成和良好發揮作用，必須以社會政策托底為保障。
換句話說，創新發展需要通過充分的競爭實現優勝劣汰，但是，對于競爭中失敗企業的職工，必須通過社會政策的兜底，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得以保持符合社會標準的生活水平，享受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務。缺乏這種制度安排，不僅會為市場主體提供規避競爭的借口，還會造成不利于民生穩定改善的后果。而一旦有了社會政策托底這個必要的保障網，創造性破壞的機制便可以獲得放心大膽地采用。觀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可以發現，在社會支出占GDP比率高的國家，勞動生產率往往也更高。這就證明了公平與效率之間并不必然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
最后，我國正處于應該顯著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發展階段。
按照預期的經濟增長速度，預計我國將在“十四五”期間成為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即跨過12000余美元這個從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門檻。國際比較表明，以0.4這一基尼系數水平作為分界線，高收入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明顯好于中等收入國家，即在多數情況下，前者的基尼系數顯著低于這個水平，后者通常高于這個水平。經驗表明，伴隨著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收入分配從不均等到更加均等的變化，并沒有其他什么訣竅，原因完全在于政府實施更大力度的再分配。例如，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以稅收和轉移支付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把相關國家的基尼系數水平平均降低了35%。
疫情后客觀上存在著K字形復蘇的傾向，利用這個時機加大再分配力度、切實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可以獲得一石三鳥的效果。除了防止疫情后K字形復蘇和開啟“十四五”再分配模式這兩個效果之外，在我國經濟整體率先復蘇的同時，也面臨著第三產業復蘇滯后于第二產業、需求側復蘇滯后于供給側、農民工就業恢復滯后于經濟增長等問題。因此，打通就業、收入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阻點，通過擴大居民消費加大需求拉動力，對于加快復蘇節奏、提高復蘇效果具有立竿見影的意義。
周穎：提升扶貧產業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要完成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在提升扶貧產業競爭力方面有幾點建議：一是構建政農校企合作機制。提升扶貧產業的競爭力，就要讓高級生產要素成為扶貧產業發展的雄厚支撐。要以項目為抓手，建立政學研企合作機制，加強科研成果在扶貧產業中的轉化力度。二是構建科學的扶貧產業體系。在依據當地特色資源稟賦發展特色產業的基礎上，發展農村現代服務業，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做好扶貧產業項目的策劃、規劃、選擇、實施、服務等，做全、做強產業鏈。三是打造特色產業品牌，利用品牌效應，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增加扶貧產業的品牌價值。
郭承錄：西安事變的策應地在甘肅平涼
1936年秋，正當紅軍三大主力匯聚靜會地區之際，蔣介石急調國民黨部隊16個師23個旅，布防陜甘寧三省區堵截紅軍，這實際上是把平涼作為攔截紅軍北上會師、阻擋紅軍進入陜甘根據地的前哨陣地。在張學良接受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主張和“逼蔣抗日”的策略后，這個前哨陣地成了東北軍與紅軍就近聯系的重要據點之一。張學良將其主力部隊布防平涼、固原一帶，整修擴建機場，調運武器物資，有意把平涼建成東北軍抗日戰爭的后方基地。其間，張學良多次在平涼秘密召開東北軍高級將領會議，商議勸諫、兵諫事宜和應對措施。當西安事變槍聲響起時，平涼城區同一時間全部戒嚴，駐蘭州東北軍迅速占領國民政府駐蘭州綏靖公署及各要害部門，以策應西安事變，為促成西安事變、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發揮了重要作用。
原文鏈接： 傳承紅色基因堅定理想信念 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張劍光：我國古代是如何應對疫情的
疫病產生后，及時隔離、環境消毒和切斷傳染源等科學手段，是戰勝疫病的有效途徑。這方面，一代代中國人在不斷摸索中加深認識。《國語·楚語》談到，疫病面前要及早隔離：“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關于病人居住的場所，《儀禮》說要“內外皆掃，徹褻衣”，環境要進行消毒。疫病傳染的初期，這些簡單而又直觀的做法，對防止擴散有著重要作用。秦漢時期，就已經對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了一套檢查和隔離措施。云夢秦簡《封診式》中，就談到對麻風病的診斷有報告、鑒定、隔離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傳染病的隔離場所。病人的家屬也要隔離，因為他們很有可能也感染上了疫病，并傳染給其他人。《晉書》談到，“舊制，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北宋初年，在各路都設病囚院。神宗熙寧八年春天，吳地大疫，死人無數，蘇軾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處疾病之人”，實際是臨時隔離處。每天，都派招募來的僧人進行具體管理，僧人按時準備病人的藥物和飲食，“無令失時”。病坊的作用，就是切斷疫病的傳染路徑，既治療了病人，也保護了未得病的人們。這樣的隔離措施，是古代遵循疾病流行規律的經驗總結，在當時來說是最為科學的，是在實踐中不斷認識的結果。
鄧小云：必須全面加強沿黃生態環境保護
沿黃生態環境保護是一個整體性的環境問題，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問題是人與自然共同作用的產物。黃河流經多個氣候區，沿途地理條件差異很大，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及特點不同，沿黃生態環境保護中需將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統籌考慮。第二，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問題是從地到水、從工業到農業的綜合性問題。其成因既涉及農業領域，又涉及工業領域；其治理既涉及水土保持，又涉及污染物減排。第三，水污染并非單一性、單向污染，而是復合性、跨域污染。黃河流域污染物在橫向上來自左右岸、干支流的廣大范圍，是一定區域內多主體 “合作” 的成果；在縱向上逐水遠行，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以上三方面特征，決定了沿黃生態環境保護必須“全面”展開。
王雍君：預算的門檻條件提高了
新《預算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頒布并即將付諸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項目支出實行“項目庫管理，并建立健全項目入庫評審機制和項目滾動管理機制。”據此，一個項目是否被納入預算以安排資金，必需滿足兩個門檻條件：首先必須有資格進入支出部門和財政部門的“項目庫”中；進入或擬進入項目庫的項目，必須通過前期的項目評審，包括采用成本效益分析評估其總效益是否大于總成本，采用最低費用選擇法建立重點和優先性排序，以及通過財政投資評審以確保項目有確定的財政資金并且項目成本是適當的。
不滿足這些門檻條件的項目將不能或很難納入預算。因此，門檻條件相當于建立一道防火墻機制，用以阻止那些“壞項目”進入項目庫和被納入預算。
趙書昭：勤儉節約昭示了黨的前途和希望
1940年3月，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率團抵達重慶，考察抗戰。蔣介石為討好陳嘉庚先生，專門撥出8萬元經費作為接待之用，兩月之間，輪流宴請，奢華無度，引起陳嘉庚先生的極大反感。當陳先生得知自己下榻的、富麗堂皇的賓館為孔祥熙的私人會所時，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更是驚愕不已。1940年5月底，陳嘉庚先生一行抵達延安。毛澤東同志設家宴款待，飯菜簡單，氣氛融洽，相談甚歡。短暫的延安之行，令陳嘉庚先生深受觸動，感慨萬千，并做出歷史性的結論——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陳淑梅：自主創新不是封閉起來以自我為中心的創新
自主創新并不等于自己創新，或者完全依靠自身力量進行創新。自主創新包括三方面的內涵：原始創新；開放式的集成創新；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創新可以是封閉式的，也可以是開放式的。與傳統的封閉式創新不同，開放式的自主創新需要企業融合外部思想、知識、技術、資源進行創新。也就是說，相較封閉式，開放式創新的思想不僅產生于公司內部的研發部門，公司的其他部門，公司的外部，包括國外都可能成為創新源。開放式創新與自主創新的目標是一致的，要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就要倡導自主創新，不是封閉起來以自我為中心的創新，而是開放式創新。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是主動布局和積極利用國際創新資源，深化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要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就必須善于獲得、整合并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加強國際科技合作，才能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
張德勇：下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
數據顯示，隨著疫情防控持續向好和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有序推進，我國制造業正在回升，由此帶動國民經濟穩步復蘇，中國經濟下半年開局向好。但由于疫情沖擊影響尚在，經濟發展仍然面臨一系列較大的風險挑戰。下半年經濟工作，要以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為指引，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促進財政、貨幣政策同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應，確保宏觀政策落地見效。利用好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推動需求端恢復跟上供給端、服務業恢復跟上工業、中小企業恢復跟上大型企業，從而進一步鞏固經濟穩步復蘇態勢。
王夙：經濟特區發展體現中國制度優勢
經濟特區的設立凸顯了中國制度“敢為人先”的行動能力。經濟特區制度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彼時的中國百廢待興，經濟水平低下，設立特區的想法在理論層面爭議頗大，但當時的中央和地方領導同志毅然設立了經濟特區，為中國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經濟特區的成長映射出中國制度“靈活務實”的進化能力。建設經濟特區的過程中曾誕生過許多理論或實踐層面的難題，如“特區是不是租界”“如何看待外資”“住房能否商品化”等，中國制度發揮出了“靈活”的一面，擱置爭論，先全力發展，這種“靈活”源于“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根據經濟特區發展的現實需要，不斷推動特區制度、文化乃至思想觀念的與時俱進。
經濟特區的產業轉型展現出中國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 2002年，一篇網文引發 “深圳拋棄論”，從諸多方面直指深圳特區發展的積弊，文中指出的許多危機或許后來并未出現，但這未嘗不是因深圳受到觸動而提前將問題克服于無形。正是中國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才能確保經濟特區建設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始終不被“石頭”絆倒。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