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丹：加強國際法運用有何重大意義

　　加強國際法運用是國內關注度越來越高的話題。中央關于制定“十四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加強國際法運用，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這不僅指出了國際法在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為我國運用國際法提升全球治理的國際話語權提供了指南。提出“加強國際法運用”有著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的深遠背景和淵源。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國際關系的基本治理工具是“實力政治”規則而非國際法。二戰后，隨著聯合國等國際機制的建立完善、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確立，實現國際關系的法治化治理被確立為國際社會的一項重要議程。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中國為和平與安全等全球治理領域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抱有期待，這對我國關于國際法的研究和應用提出越來越高要求。加強國際法運用，既是對我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和國際法治的積極回應，也為我國從國際法的被動“接受者”“跟跑者”轉向“參與者”“建設者”乃至“領跑者”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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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推進現代化的兩個重要引擎，城市與高校兩者的互動發展、協同發展、融合發展不斷走向深入、相得益彰：一方面，高校逐步超越“象牙塔”隱喻，深度參與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成為其重要驅動力、支撐力和服務力；另一方面，高校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職能的實現又離不開城市的支持和推動，繁榮發展的城市為高校提供了基礎設施、物質條件、文化氛圍和制度環境等。

　　原文鏈接：高校與城市協同互動大有可為

作為對1989年《行政訴訟法》“違反法定程序一律撤銷”立場之糾偏，新《行政訴訟法》確立的行政行為“程序輕微違法”在制度定位上既是程序瑕疵類型，也是程序瑕疵司法審查的標準。作為前者，“程序輕微違法”是對司法實踐中廣泛運用的“狹義程序瑕疵”概念之揚棄；作為后者，相對于“違反法定程序”標準、“對原告權利不產生實際影響”標準，“程序輕微違法”標準具有獨立性、補充性兩大特點。但部分法院未能嚴格遵循“程序輕微違法”的立法既定路徑，不僅導致“程序輕微違法”認定空間被擠壓，還使得“程序輕微違法”標準存在被虛置與被濫用的雙重誤區。針對以上誤區，法院應當秉承程序瑕疵類型二分法立場，兼顧客觀程序標準與主觀權利標準，并對“程序輕微違法”標準予以嚴格適用。

　　原文鏈接：行政行為程序輕微違法的司法審查

首先要厘清技能與知識的關系。其次要厘清技能與素養的關系。再其次要厘清技能與技術的關系。技能與技術的關系問題，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核心問題。通常情況下，職業教育所指的技能是技與能的結合，而技術則專指操作性技術。顯然，技能涵蓋了技術。從人才培養定位的角度看，中職教育重在培養技術型人才，而高職教育重在培養技能型人才。

　　原文鏈接：全面拓展技能教育的豐富內涵

我們在十來年時間內把號稱集機械、電氣、液壓、傳感、信息、力學、導向研究等技術于一體的高端裝備盾構機從零做到世界第一，還造出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建成高鐵、特高壓輸電工程、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重大基礎設施。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評估，2019年，中國創新能力指數居世界第14位，已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19年，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居世界首位，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居世界第二。

　　原文鏈接：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作為世界重要旅行記的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所記載的內容，在日本早已被編成故事，為人津津樂道。《說草》是一系列資料群的名稱，它們是在佛事法會場中僧人進行說法時用的小冊子。從《說草》資料群中，發現了四種與《大唐西域記》有關的文獻。創作于14世紀初的全12卷《玄奘三藏繪》由當時的代表畫家高階隆兼繪制而成。該畫作堪稱中世日本繪畫的匠心之作，以玄奘為代表的人物描繪、花草樹木、寺院建筑等都讓人嘆為觀止。

　　原文鏈接：玄奘《大唐西域記》在日本的傳播

自中國明朝恢復“冊封體制”后，大規模文化交流在周邊積極展開，琉球亦開始納入其中。史書記載琉球三山時代（14—15世紀）的中山察度王即已向化中國，積極朝貢并請求冊封。王國進入17世紀以后，列島內部應激生變、出現史稱“中國化”文化受容過程，從生活文化到意識形態，上至佛教、儒教，下至筷子、品茶和建筑，均展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傳播過程。

　　原文鏈接：琉球王國對古代中國古典文化的受容

東亞，對民族和國家的界限設定標準是以中國和中華文化為中心的，特別是自古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通過冊封和朝貢的外交關系構筑起了國際秩序。這種朝貢外交意味著在東亞以中國為中心，通過朝貢體系向外傳播中華先進文化，同時具有經濟意義。也包含了政治含義。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構建和東亞各國參與其中的行為表明，東亞各國相互承認這種政治行為，也不拒絕接受中華文化。因此可以說，中國古典文化在古代東亞已經具備了“普遍性”。近代以前東亞這一地理空間里存在著各民族的遷徙和大小國家（政權）的興亡，各個周邊國家在追求中華文化普遍性的同時，也堅持自身文化固有性、兼顧文化特殊性。由此來看，近代以前東亞區域以中華文化為中心，多文化流動，生機勃勃。

　　原文鏈接：古代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共性與個性

詩話是漢詩批評的獨特方式，產生于北宋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東亞國家同處一個文化圈且交流密切，因此，東方詩話的論詩宗旨、論詩體例、批評方法和范疇體系都如出一轍。但是，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東方詩話又各有特色，可謂“和而不同”。首先，東方詩話堅守儒家風范。其次，東方詩話都在不同階段崇尚唐宋詩風。最后，詩話是隨筆式的文論，“是以‘軼事類小說’體出現的文評”（錢鍾書）。以上是東方詩話大略的共同傾向，是區別于西方文論的東方文論的個性風采。但就東方詩話內部而言，仍各具特色，“和而不同”。比如，朝鮮半島詩話重記事，強調詩話的“補史”功效，屬“歐派”，日本重“詩格”，屬“鐘派”；朝鮮半島詩人對唐宋詩的尊崇，勢均力敵，而日本尊崇唐詩的居多，占上風；等等。

　　原文鏈接：從詩話批評樣式看東亞文人的共同情懷

明詩學對明文學及東亞詩學有深刻影響，引起了當時東亞文人的普遍關注。他們對明詩“唐宋之爭”“詩必盛唐”的復古觀、“詩以正脈為宗”“擬議以成其變”的復古取向、明詩復古的價值，進行了批評。對明詩“氣”“清”“自然”等風格展開了批評。古代東亞文人對明詩學的批評中，確立了明詩在東亞詩學中的典范性，促進了東亞詩學的發展。東亞各國詩學的發展是長期互補、互進的交融關系，詩學批評為今天東亞各國詩學交流提供了有效的路徑，促進了東亞各國友好交往，這些都彰顯出古代東亞文人對明代詩學批評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原文鏈接：古代東亞文人對明代詩學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