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努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沒有終點，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第一個五年，“十四五”時期只是不斷改善民生的一個新起點。首先，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我國目前仍然處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在“十四五”末我國人均GDP將達到高收入國家標準。只有居民收入實現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達到高收入國家的入門標準。其次，雖然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處于大于0.4這種收入不均等的水平，并且過去幾年中基尼系數改善的幅度減小。第三，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之后，我們仍然面臨著不斷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艱巨任務。針對這些挑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其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要求，表明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和手段，具有重要意義和現實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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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存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絕對平均、同步富裕，而是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逐步實現全體社會成員普遍富裕，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共同富裕，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充分實現。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對于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任務依然艱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國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實現共同富裕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和底氣。《建議》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強調“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推進共同富裕的自信和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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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慶祥：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性貢獻恩格斯是和馬克思一起推動構建新世界觀的，所以，他對馬克思的新世界觀是有深刻理解的。恩格斯稱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這一論斷，既表明馬克思是從1845年開啟其“新”世界觀的構建，也充分表達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一起創立的“新”世界觀之本質特征的準確把握。
恩格斯稱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為“包含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說的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次鮮明而集中地表達了馬克思的新世界觀，這一新世界觀把實踐原則引入唯物主義，強調實踐原則在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這里，恩格斯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性（本質特征）給呈現出來了。
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貢獻之當代意義在于，實踐是人的一種生成性活動，人是在自己的實踐活動過程中成其為人的，事物是在人的實踐活動過程中生成的，世界也是在人的實踐活動過程中而成為與人有關的世界的，人、事物、世界都是一種過程性存在，一種生成性存在。因而，要從實踐的生成性來解釋世界、解釋事物、解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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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慶東：治安法官是近代早期英國解決糧食問題的“總司令”學者們普遍認為，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受到“小冰期”的影響，谷物收成驟降，災荒不斷。英國歷史學家威廉·霍斯金斯系統考察了英國在1480年到1619年間小麥價格的波動，認為收成不好的年份大約每四年一次，其中歉收的年份大約每六年一次。1587年，中央政府頒布饑饉政令書，整合了此前英國政府應對糧食匱乏的舉措，以法令的形式要求各地遵循。饑饉政令書成為近代早期英國糧食政策的宣言書，在1594年、1595年、1600年、1608年、1622年和1630年原封不動或稍做修改后予以重新頒布。饑饉政令書的主要內容是要求郡長和治安法官將各郡分為若干分區以方便管理，各分區的居民代表組成陪審團以調查分區的谷物供應情況；密切關注面包制造商、釀酒商、麥芽制造商的活動，要求他們購買谷物時必須持有治安法官頒發的許可證，而且要在開市至少一小時之后才能購買，以首先保證窮人的糧食供應等。饑饉政令書授權治安法官調查各地糧食供應情況和管制谷物市場，治安法官成為近代早期英國解決糧食問題的“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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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兵：宣傳，列寧反對把“灌輸”簡單化列寧雖然認識到宣傳方法“灌輸”的有效性，但是他反對把“灌輸”簡單化。同時，列寧強調“灌輸”要講針對性。無產階級政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要注意研究自己的宣傳對象，要立足于使人民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崇高使命和奮斗目標，而不是漫無目標的“填鴨”，抽象的觀念和理論是不會贏得群眾的信任的，每個行業、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關注點，要認真研究人民群眾的訴求結合我們黨的方針政策進行有針對性的“灌輸”。在列寧看來，立足于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把人民群眾身邊的材料加以整理，以更有說服力的論據征服基層群眾的心才是我們宣傳的基本策略。他指出：“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來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義要求，向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世界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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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的多層次治理近代早期（即16—19世紀）的德國也被稱為“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是這一時期歐洲最為重要的國家之一，由領地國家和帝國城市構成。到1800年，在其疆域縮水不少的情況下，仍然還有68.7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統轄了2900萬人口。在整個歐洲，其領土面積僅次于沙皇俄國，除了包含當今德國之外，還包括如下10個現代歐洲國家全部的或者部分的領土：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法國、意大利、盧森堡、尼德蘭、波蘭和瑞士。
在近代早期，整個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是由數百個領土面積大小不一、國家構建程度有所差異的領地國家和帝國城市組成。在每個領地國家之中，又有著諸多自治程度不一的貴族領地和領地城市；在貴族領地上，包含著許多享有較高自治權的農村公社。這種結構決定了近代早期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的社會治理具有多層次性、自治性和間接性特征。國家通過領地貴族、各種自治性團體（如城市公社和農村公社）、城市和鄉村中的“精英人士”來對廣大民眾進行間接地社會治理。領地國家統治者一方面通過各種法律條令，對領地國家民眾的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生活進行規范（即“社會訓誡”）；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也通過不同的自治機構和自治團體代表，在不斷地“抵制和調適”這種“訓誡”，逐漸接納國家的統一規范，從而融合成為一個統一的社會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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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五刑不如一恥恥源自于內心，知恥就會為自己的不良行為感到羞恥，而不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將知恥這一能力運用得爐火純青的當屬唐太宗李世民了。
李世民在位時，為表彰功臣修建了繪有功臣圖像的高閣，這個高閣就是凌煙閣。在凌煙閣24位功臣中，名列第15位的是長孫順德。一次，長孫順德收取了別人行賄的絹匹，李世民知道這件事情之后極為憤怒，當時，朝廷上下的人都認為李世民會嚴厲懲處長孫順德，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世民不僅沒有處罰長孫順德，反而還當眾賞賜了他幾十匹絲絹。看到李世民的做法之后，當時掌管刑獄案件審理的大理寺少卿當場就提出了質疑：“長孫順德貪贓枉法，罪狀不可饒恕，您怎么還賜給他絹匹？”李世民面對質疑，回答說：“如果長孫順德還有良心和人性的話，那么這些絲絹帶來的恥辱要比讓他受刑大得多。如果他接受賞賜后還不感到羞恥，那么就是一個禽獸，殺了他也沒什么意義了。”
對于李世民而言，他深知，用再多的刑罰去懲處一個人，如果喚不回他的羞恥之心，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讓他自行感到羞恥，比什么都重要，賞賜受賄的長孫順德，只是為了喚醒他的羞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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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雪琴：擴大養老服務產品供給是關鍵當前，我國養老服務供給呈現“啞鈴型”特征，盈利性高端養老院和公益性敬老院相對較多，但既有質量保證又消費得起的普惠性、互助性養老服務機構短缺，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供給能力不足，導致養老服務供給總量短缺與結構矛盾并存，養老床位總量不足與高空置率并存，養老入住難與機構盈利難并存。
同時，“有錢有閑”老人和失能失智老人群體規模不斷擴大，一般性為老服務和產品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高品質和專業性的養老需求。因此，應多渠道、寬領域擴大養老產品和服務供給，推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協同發展，不斷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
具體而言，一要強化公辦養老機構“兜底線、保基本”的職能和作用，優先向失能、失智、孤寡、高齡等老年人群體提供養老服務；二要大力支持社會資本參與養老產品和服務供給；三要適應多元化、高品質養老需求，為老年人提供健康養老、智慧養老、旅居養老等復合型養老服務；四要加快壯大老齡產業從業隊伍，培養老年照護、老年醫學、老年社會管理等專業人才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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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林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司法應用與制度保障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司法政策，也為道德規范和實體價值觀參與司法裁判提供了制度性通道。在依法治國語境中，“法律效果”是裁判正當性的最重要保證，追求“法律效果”的規則型裁判，也是司法官最大的“避風港”。偏離法律體系的價值判斷和后果權衡容易觸發“風險裁判”，即將職權、能力和資源有限的司法系統推向社會沖突的風口浪尖，將立法過程中利益分配失衡而引發的眾多矛盾引向法院，并導致裁判正當性的喪失和司法者中立形象的破壞。依通行看法，在當今中國的司法語境中，社會效果始終只應當起到拾漏補遺的輔助作用，只應當在特殊類型案件中、在法律體系框架之內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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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勇：清華簡：開啟古史研究新境界清華簡作為戰國中期即已流傳的出土文獻，同樣需要進行可信性研究。出土文獻要真正成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貴史料，由表及里、去偽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過程是必不可少的。如清華簡《耆夜》《保訓》形式上為歷史敘事，實際并不具有史書性質。不少人把它們視為王室檔案一類的西周文獻，以前者為記錄武王戡黎之文，后者為周文王遺言，應該是有問題的。細加考析可知，《耆夜》并非史官的即時記錄，亦非由王室檔案整理出的作品，而是戰國時期楚地士人虛擬的一篇詩教之文。《保訓》的情況與《耆夜》相類，也是戰國前期假借文王名義的托古言事之作。運用它們探索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的生長機理是有價值的，但要用于研究虞夏商周歷史則未必適宜。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