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國慶 陶慧：推進鄉村遺產價值重塑

　　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是延續中華歷史根脈的寶貴財富。鄉村遺產的傳承和保護，同樣重在“活起來”。鄉村遺產內容豐富，包括文物、古遺址、傳統技藝、傳統醫藥、農業文化景觀、村志等，要分門別類、運用各種方式進行保護和重塑。比如，對于一些富有價值的村落和瀕危老宅，僅靠政府部門保護遠遠不夠，必須激發村民保護的自覺性，提高其主動性和參與度。隨著一些文化遺產酒店、文化遺產項目等新業態的出現，許多外出務工經商的鄉村居民重新回到鄉村，可推動其成為傳承和延續鄉村傳統習俗以及鄉村建設的重要力量。此外，還應積極倡導社會各界參與鄉村遺產保護，鼓勵吸引涉農企業、文化企事業單位參與鄉村遺產價值重塑工作，通過創設農耕文化體驗園等推動傳統技藝活態呈現。

　　原文鏈接：推進鄉村遺產價值重塑

　　

　　張雅光：完善農業科技特派員制度

　　一是做好精準選派。農業高校要尋找農業科技特派員與農戶或農民的契合點，實現農業技術服務供需內容的無縫對接，既能保證農業科技特派員發揮自己的專業技術特長，又能保證農戶得到最想要的技術服務。

　　二是拓寬服務領域。把人文社科領域科研人員充實到科技特派員隊伍中，加強對鄉村產業規劃、休閑旅游、農產品物流等研究領域的技術力量投入，實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拓寬農業科技特派員服務領域。

　　三是創新組織模式。農業高校通過創新科技特派員組織形式，根據鄉村主導產業發展技術需求，按照“學科鏈對接產業鏈、產業鏈部署創新鏈”的思路，跨學院、跨部門、跨學科組建“由一名首席科技特派員+若干名骨干科技特派員組成”的科技特派員團隊，構筑一張科技幫扶大網，形成網格化的服務模式，實現科技特派員扎根鄉村，從需求中來、到需求中去，更好地發揮科技特派員的服務功能。

　　原文鏈接：發揮農業高校優勢 全面推動鄉村振興

　　

　　李懷杰：疫情防控,運用大數據實施濡化治理

　　濡化治理是一種“軟治理”，是一種以道德與價值為核心的文化認同治理，是一種道德意識、社會制度規范和主流價值觀轉化為個體責任意識、使命意識的個體社會化過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既需要大數據技術支持，也需要新時代公民的大局意識與擔當意識。為此，對當前疫情防控而言，一方面大數據技術倫理蘊涵著以人為本的現代精神價值，另一方面，網絡是一張 “晴雨表”。疫情防控期間，各類謠言、片面看法在網絡空間出現，運用大數據能夠動態感知各類謠言或虛假信息的傳播與關注度，以及不同群體或個人社交網絡媒體的問題與訴求，以此為基礎，政府需要及時作出互動性回應和正面性價值引導，使每位公民都樹立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團結一心，戰勝疫情。

　　原文鏈接：運用大數據加強疫情防控“五大治理”

　　

　　王祥明：堅持創新發展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突出要求

　　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增進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質，將成為貫穿“十四五”時期的一條主線。“創新”在規劃《建議》中出現了47次，堅持創新發展，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突出要求。從“十四五”“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到2035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是我國今后一個時期創新發展的方向和目標。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質、增進人民福祉，同樣要堅持改革創新，提升全社會的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華潤集團一方面將抓住國家加快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契機，不斷開辟新業務、培育新增長點。另一方面將深入推進業務轉型升級。對于落后產能堅決徹底地“去”，加快“騰籠換鳥”；借助新技術有力地“轉”，推進傳統產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升級改造；瞄準高端前沿精準地“育”，突破性培育發展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高端產業，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

　　原文鏈接：馳而不息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貢獻力量

　　

　　張卓元：深刻理解“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鮮明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要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高水平”，應體現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中。這就要求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建立現代財政金融體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持續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從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更加完善、成熟、堅實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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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雨慧：建設文化強國需要處理好三個關系

　　一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文化建設是政治文明的“指路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供堅實保障，先進社會主義文化為我國政治文明提供了濃厚的文化底蘊，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二是短期與長期的關系。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正面臨各種低俗文化和不良思潮帶來的嚴峻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立足眼前放眼未來，準確把握當前文化建設工作面臨的難題怪題，有效解決當務之急的同時徹底根絕隱患，做到短期效益和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實現文化建設“可持續發展”。

　　三是實與虛的關系。要重視文化內在蘊含的不可觸摸、不可或缺的力量，將文化工作落到實處，避免文化建設過程中出現形式主義，杜絕“文化形象工程”泛濫現象，著力推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深入人心、化入心田，秉持實干精神扎實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切實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

　　原文鏈接：建設文化強國需要處理好三個關系

　　

　　黃蕙：三個維度加強多層次文明對話

　　首先要加快構建多層次文明對話的對外話語體系。對外話語體系構建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對外闡釋能力。中國實踐正深刻影響著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我國對外話語體系構建亟需在洞悉最前沿的實踐基礎上，實現第一時間準確轉譯，第一時間權威發聲，加強在全球性問題上的議題引領能力。

　　其次要充分發揮公共外交、民間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多層次文明對話功能。民間外交能夠發揮各類民間組織的自主性，寬領域、多渠道地展開國際對話與合作，以“民心相通”厚植國際關系的民意基礎。人文交流則偏重加強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等多種行為體在廣泛的“人文”領域進行交流，注重不同國家和民族對人文價值的發現與共鳴以及不同文明體之間的互鑒。

　　最后要積極加強全球公共文化產品供給能力。中國應通過加強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的平臺和交流機制建設，提高全球文化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彰顯對全球文化治理的貢獻。

　　原文鏈接：三個維度加強多層次文明對話

　　

　　李志明：扎實推進新時代減貧工作轉型

　　2020年以后，我們的減貧理念、戰略和工作體系需要做出轉變。總體上來講，我們要從以往的扶貧逐漸轉向到防貧和助貧。在防貧方面，我們要建立關口前移的防貧戰略，要盡量減少貧困現象的發生，特別是要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這就要求我們建立相應的預防性的一系列社會政策，這些社會政策要求我們將更多資源和政策的注意力放在前端，即從之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逐漸轉移到更加強調預分配；在助貧方面，我們要形成以綜合援助體系為核心的助貧機制。在2020年以后，我們可以通過城鄉統一、標準動態調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剩下的絕對貧困人口兜底保障起來，使得他們的生活水平達到未來的貧困標準線以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面向那些有能力自立謀生但面對意外和風險時會存在收入脆弱性問題的低收入人口的助貧機制，幫助他們獲得生存和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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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錦鵬 陳琳玲：南宋“富民”涉訟案件類型與特點

　　《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涉及“富民”的訴訟案例不少，為認識“富民”負面形象提供了很好的視角。其涉訴案件集中在三個方面：因為逃避賦役被地方官追究法律責任；因為家庭或家族內部財產分割而產生矛盾；因與他人發生經濟糾紛而訴諸法律。從案件收錄的數量來看，因逃避賦役被追責的案例最少，官方相對溫和的處理，也表明官府與“富民”階層的矛盾較為緩和。“富民”家庭糾紛案例主要發生在財產分割方面，反映了“富民”經濟狀況改善之后所產生的家庭張力。鄉鄰訴訟是富民涉訟案件最多的一類，說明南宋鄉村社會中“富民”相互之間、“富民”與小民之間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較為突出。地方官員對“豪橫”的嚴懲，客觀上保護了大多數富民利益，創造了有利于“富民”階層成長的社會環境。

　　原文鏈接：南宋“富民”涉訟案件類型與特點--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研究對象

　　

　　陳秀紅：馬來西亞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之一，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在1957年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獨立之后的馬來西亞在整個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排名靠前，表現出了較好的發展勢頭。1970年，政府制定實施新經濟政策，將經濟增長動力從依賴初級產品轉向制造業。1977年，從低收入國家跨進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至40年后的2017年，馬來西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0010美元，仍處于中等收入國家中的高位而未達到高收入國家人均12055美元的下限。馬來西亞到底面臨著哪些現實困境？什么因素制約了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究其根本，首先，馬來西亞高端技術人力資源短缺，創新能力不足，難以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其次，貧富差距過大，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轉型內生動力不足。再次，過快的城市化與經濟社會發展失衡，阻礙了工業化進程。最后，腐敗問題和族群政治文化凸顯，不利于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原文鏈接：馬來西亞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