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教育還應該繼續扮演社會分層的角色嗎
“沒有人告訴家長，教育是社會分層的工具。”近來，網上流傳的這個說法引發討論。聽起來，這個說法頗有獨自發現“驚天秘密”之感。真如此嗎？
客觀而言，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時代，由于高等教育資源有限，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高，教育確實扮演社會分層的作用。1993年我國實行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之前，每個考入大學的學生，都獲得國家干部的身份，畢業時是包分配的。當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時代，如果還讓教育扮演社會分層的功能，就會制造嚴重的教育浪費、人才浪費，刺激內卷化競爭。分層競爭導致一個必然結果就是，所有學生不得已去讀碩、讀博，以成為所謂的高層次人才。可以說，這種苗頭已經初顯。這是必須正視的教育問題。國家層面提出破“五唯”，其實就是要降低教育的分層功能，但還需要各方更進一步的實際行動。包括但不限于：切實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取消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校、重點班；治理高中階段的超級高中現象，逐步推進高中均衡發展；推進高校在各自定位上辦出特色和高質量；扭轉機關、事業單位用人的唯名校、唯學歷導向，建立以能力為基礎評價人才的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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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映泉：回流兒童的群體困境亟待全社會關注
“回流兒童”是介于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之間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是曾經的流動兒童，隨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學習，但由于多種政策和制度原因，不得不最終回到“老家”繼續學習和生活。而所謂“老家”，很多時候也只是孩子父母的老家，因為這些兒童中相當一部分生于城市、長于城市。回到老家后，他們中的大多數成為留守兒童，成為有過城市生活學習經歷的“另類”。
長期以來，對于回流兒童這個群體，學術界關注不多，研究也不夠深入，政策文件和教育新聞中也甚少提及。在為數不多的調研中，研究者發現，受訪的回流兒童在學習與生活中出現嚴重適應不良，他們在城市積累的教育人力資本并沒有在農村學校得以成功轉化。這些兒童在流動與留守之間不斷艱難地轉換身份，他們對“家鄉”沒有歸屬感，在城市中也有一種“無家可歸”的感覺。這個急需得到關注的群體規模有多大？目前暫無權威統計，不過通過多個口徑粗略估計，或在1000萬人左右。
如何解決回流兒童問題？首先，這個群體急需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廣泛關注。回流，將對兒童個人、家庭及社會分別產生怎樣的中長期負面影響？回流兒童遭遇的成長挑戰與困境何解？有太多諸如此類的嚴肅問題，需要研究者投以關注，并作出描述和回答。對于地方各級決策者和治理者來說，也應堅定不移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切實落實好義務教育法，保障兒童在父母或監護人工作或居住地享受義務教育的基本權利。此外，減輕回流兒童之痛，有賴于繼續推進戶籍制度及中高考制度改革，停止“以學控人”的人口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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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挖掘制度資源“富礦”獲得更多的制度紅利
在過去的40多年里，我國之所以能夠從一個經濟落后、物資短缺的社會獲得了連續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一躍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毫無疑問是得益于我國特定條件下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具體來說，主要利用了政策資源、土地資源、人口資源這三大資源，分別產生了政策紅利、土地紅利、人口紅利這三大紅利。除了一系列的政策資源被挖掘并利用之外，改革開放本身就是最大的政策資源，因而也是最大的政策紅利。在當前國際國內背景下，能夠起到甚至超越以上三大資源作用的，莫過于制度資源。因此，盡快挖掘制度資源以獲得更多的制度紅利，恰逢良好時機。
那么，所謂的制度資源究竟在哪里？或者說，我們在這座“富礦”里究竟能夠發現什么？制度資源主要還是來源于制度本身，來源于制度的成長空間。具體來說，在這方面可以有以下基本思考。
制度的價值資源。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領導人民推翻舊制度、建立新中國，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成功地領導了改革開放的事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基于我們共同的思想基礎和價值基礎。但是也必須看到，近些年來，國際國內的情勢所發生的變化，使得我們這個制度所承載的價值文化資源有被淡忘、被沉淀的危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資源遠遠沒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這是推動發展取之不盡的力量源泉。
制度的效力資源。在我們的制度建設方面，有時候我們發現，當建構了一定的制度之后，在還沒有真正看到這個制度發揮其規范化作用的時候，這個制度就遭到了忽視乃至冷落。表面上看，我們的問題常常被描述成“制度缺失”“無章可循”等等，但是實際上，關鍵在于制度的權威性沒有能夠得到切實的尊重，有意或無意超越制度、破壞制度的問題還較為嚴重。這就給我們充分挖掘制度的效力資源提供了足夠的基礎。
制度的運行資源。在我國的政治發展進程中，那種“理念有余而制度建設不足、目標有余而具體規劃不足、口號有余而實際行動不足”的情況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很多理念、目標、口號缺乏必要的運行規劃和可控的操作性。因此，在制度成長方面，切實需要有關于制度的運行規則，使得制度能夠很好地運轉起來。
制度的類型資源。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同時又存在不平衡發展問題的大國，南北東西，沿海內陸，自然的、人文的環境存在著非常明顯的不同。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不同的組織系統也千差萬別。在這樣的重要國情基礎上，有必要充分考慮制度成長的類型空間問題。要給予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以不同的制度形態及其成長空間，這是制度得以健康成長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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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衛星：切實推動民法典實施
今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民法典被譽為“新時代人民權利的宣言書”，通篇貫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著眼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對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等作出明確翔實的規定，并規定侵權責任，明確權利受到削弱、減損、侵害時的請求權和救濟權等，體現了對人民權利的充分保障。
行政機關在法律執行中擔負著重要職責。在貫徹落實民法典的過程中，行政機關要注重把民法典作為行政決策、行政管理、行政監督的重要標尺，通過正確適用、嚴格遵守民法典，規范各類行政活動，不得違背法律法規隨意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增加其義務的決定，以實施民法典為契機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各類權益糾紛通過司法審判實現定分止爭，在審判中正確解釋和適用民法典，是將民法典落到實處的關鍵。司法機關應秉持保護民事主體合法權益的理念正確適用法律、確保公正司法。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應加強對民法典適用理論的研究，不斷提高辦案質量、效率和公信力，切實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的法治需求，維護民法典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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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偉:提高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
提高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是保障和維護人民健康的必然要求。健康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重大傳染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始終是人類健康的大敵，一部人類發展史可以說是與傳染病斗爭的歷史。無論是14世紀中葉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還是本世紀初的“非典”，都讓人類付出了慘痛代價，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響了警鐘。只有切實提高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織緊織密“防護網”、筑牢筑實“隔離墻”，把功夫下在平時，才能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提高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內在要求。防范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一項復雜性、關聯性很強的系統工程，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驗。當前，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增多，必須將有力有序防范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揚優勢、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不斷完善應對機制，構建強大公共衛生體系，為維護國家長治久安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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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婕：私人數字貨幣犯罪的立法設想
私人數字貨幣犯罪屬于新型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尤其是會給國家的貨幣體系造成極大的沖擊。因此，對私人數字貨幣犯罪進行刑法規制，及時完善刑法漏洞，是當前治理私人數字貨幣領域各種問題的首要任務。擅自發行貨幣行為具有較大的危害，使國家重大利益處于危險和內外威脅的狀態。因此，為了防患于未然，規制未經允許擅自發行數字貨幣的行為，應當在我國現行刑法中增設擅自發行數字貨幣罪。在具體的法定刑配置上，考慮到擅自發行數字貨幣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應當配置比偽造貨幣罪更重的法定刑，以便實現罪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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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豐、包存寬：充分利用規劃力量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雖然我國近年不斷推進綠色轉型，但長期以來形成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傳統的消費理念、生活方式等，在未來一段時間依舊存在不小的慣性。面對碳中和這一極具挑戰性的目標，需要借助規劃這一政策工具，強化頂層設計和綜合治理來實現低碳發展。
我國具有長期規劃的傳統和戰略規劃的定力。將降碳減排工作全面納入規劃體系和治理體系，一方面，要在各類各級規劃中全面貫穿低碳發展要求，特別在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以及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把碳減排作為規劃編制的重要內容和目標之一；另一方面，需要將各級低碳發展規劃或碳減排、氣候變化應對等內容納入整個規劃體系，并有效銜接其他各類各級規劃。最終，通過各類各級規劃的協同，形成從國家到地方各級部門（行業或領域），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推進低碳發展和實現碳減排目標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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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憲平：深刻認識新型基礎設施的特征
傳統基礎設施基本上是物理空間的實體，主要以列車（軌道）、汽車（公路）、飛機（航線）等硬件為依托，以人員、物品為傳輸對象。新型基礎設施則主要依托新一代信息技術，以數據、物品為傳輸對象，既包括高端芯片、傳感器、智能終端等硬件設施，又包括操作系統、數據庫管理系統、計算機輔助軟件、應用軟件等軟件設施。因此，新型基礎設施是硬件設施與軟件設施的有效連接、協同和升級。
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進步，數據驅動已經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僅能極大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還能有力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對海量數據進行深度分析和解讀，能夠使人們形成以往難以想象的洞察力，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吸收、處理和響應信息，全面提高人類的生產效率，推動社會治理變革，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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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長瑞：加強鄉村疫情防控的薄弱環節
一是農村居民疫情防控意識相對薄弱。鄉村居住分散，地域空間廣而稀，村民一度認為農村空氣環境好、人口密度小，病毒傳播風險低于城市，因此放松了警惕。二是鄉村聚集性活動較多，給疫情管控帶來一定影響。受傳統習俗影響，農村地區多年習慣于走村串戶、走親訪友、紅白喜事、集市貿易、請客吃飯等聚集性活動較多，特別是臨近年終，城鄉接合部流動人口多，弱化了農村疫情防控的力度和深度，產生了疫情防控的盲點和“風險點”，增加了農村疫情防控的難度，群體聚集加速病毒傳播。三是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服務能力不強，醫療保障體制存在短板。廣大農村地區醫療資源、醫務人員、防控檢測設施等狀況都不夠理想，基層醫療機構條件有限，難以實現快速預檢分診，從而增加了感染風險。
打好農村疫情防控保衛戰刻不容緩。針對當前疫情嚴峻形勢，結合國家衛健委要求，各地應落實“三減少、三加強”，即減少人員流動、減少人員聚集、減少旅途風險，加強個人防護、加強鄉村網格化管理和加強定點診治等工作要求。壓緊壓實各方責任，細化防控措施，加強物資儲備和人員準備，加強督導檢查，嚴防散發病例傳播擴散，加快補齊農村疫情防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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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京：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創新體制
制度創新當然要堅持問題導向，就當前我國科技體制來說，最突出的問題是財政投入過于分散。無需政府投資的項目，財政投了不少；而應該由政府投資的項目，卻又投入不足。這種局面亟待改變，要及早從制度上明確：今后哪類創新項目由財政投資；哪類創新項目應該面向市場籌資。根據中國的實際，政府投資創新應重點打通“最先一公里”，即核心技術創新。所謂核心技術，是指基礎理論研究、“殺手锏”技術、顛覆性技術等。政府之所以要投資核心技術創新，從經濟學角度講，因為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品，而核心技術成果就是公共品。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