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艷東：數字經濟下勞動法需與時俱進

　　在工業社會，機器生產統一、勞資關系簡單，《勞動法》（含《勞動合同法》，下同）不分崗位、工種推行8小時工作制等保護制度。然而，平臺經濟改變了工業時代的勞動模式，如勞動報酬即時提成而非按月發放、勞動者自帶生產資料（車輛、手機）而非由平臺提供、勞動者自己安排工作場所和時間而非由平臺決定。在生產方式多元化的時代，《勞動法》規定的很多保護制度脫離了生產場景；在勞動方式靈活化的年代，《勞動法》的一些強制標準需適應經濟形勢。

　　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是硬道理，但機械執行8小時工作制并非最優思路。面對多元、個性、靈活的就業形勢，未來《勞動法》修訂需本著“以市場調節為主、國家保護為輔”的思路，擴大保護范圍，減少強制標準，實現勞動者利益的最大化。

　　與其強制限定工作時長，不如實現加班的成本與效益最大化。一方面，加班報酬應當采用累進加倍制。按照目前我國法律，平時加班的報酬為1.5倍工資。這種固定計酬模式很難起到抑制加班的效果，實踐中更有大量表忠誠的無效加班等荒唐現象。相反，累計加倍計酬制可以實現加班效益最大化，即加班第一個小時的報酬為1.5倍工資，第二個小時為2倍，第三個小時為3倍，加班越長報酬系數越高，對雇主形成“加班是破產之路”的經濟壓力，對員工形成“加班是發財之路”的補償機制，實現“以加班抑制加班”的良性機制。另一方面，國家應當建立制度，確保加班報酬的剛性支付。國家不必干涉加班時間，但應設置嚴厲的行政處罰，制裁拖欠加班費用的企業，并建立有利于勞動者的監察、仲裁制度，讓加班者成為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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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紀南：注重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就業總量壓力依然存在，但結構性就業矛盾更為凸顯，突出表現為招工難和就業難并存，這一問題正在成為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

　　一要實施“技能中國”行動，推動落實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開展常態化大規模多方式的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并建立長效機制。二要完善技能人才培養、使用、評價和激勵機制，加強技能人才培養基礎能力建設，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建立健全技工院校和中等職業學校支持政策，暢通技能人才職業發展渠道。三要積極采取措施使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技工院校招生規模保持大體相當，從源頭上提高技能人才培養比例。四要健全職業技能競賽體系，舉辦綜合性的全國技能競賽，形成以全國競賽為主體、崗位練兵技術比武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競賽體系，更好發揮以賽促學、以賽促訓、以賽促評的作用，在全社會積極營造崇尚技能、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

　　原文鏈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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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成付：多措并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堅持系統觀念，多措并舉，力爭在“十四五”期間取得新成效。

　　進一步穩定和擴大就業。“十四五”時期要落實好《建議》提出的“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促進充分就業。

　　千方百計保護好市場主體。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破除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各種壁壘，完善促進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的法律環境和政策體系。

　　持續釋放新型城鎮化巨大潛力。優化行政區劃設置，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使之成為擴大內需、聚集產業、增加就業的重要支撐；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著力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使之成為擴大內需、增加群眾就業和收入的新生長點；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大力提高勞動者綜合素質。要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新要求，不斷提高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在保持高等教育較高入學率的同時，著力把教育質量搞上去。

　　完善為勞動者增加收入、減輕負擔的政策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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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厚蓮：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如何實現經濟增長

　　人口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最基礎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系統的、復雜的、動態變化的。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并不直接作用于經濟產出，而是通過勞動力供給，以及勞動力與資本投入、技術進步等其他要素相互作用來影響經濟產出。

　　從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來看，在對經濟增長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較多的發展機遇。短期來看，從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積累、科技創新等應對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挑戰。長期來看，改革完善相適應的人口政策制度，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一是提高勞動參與率，吸引勞動力流入，穩定勞動力供給和就業市場。二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動人力資本積累和科技創新。三是把握地區人口發展差異的機遇以及人口規模優勢。四是積極促進經濟系統中的消費與生產均衡發展。五是構建綜合的人口配套政策，打造相適應的人口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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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曉平：個人破產制度制定要把好“三道關”

　　破產制度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個人和法人作為市場參與主體，理應受到破產法的平等保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日益繁榮，創新創業越發活躍，債務關系復雜多變，部分個人經營者失敗后，面臨著資產清盤、債務追討等問題。同時，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尤其是信用經濟的不斷發展，自然人過度負債、投資理財失敗等現象頻發，部分人無力償還，陷入債務泥沼。由此看，的確有必要引進個人破產制度，讓無力償還債務的個人通過合法途徑破產。

　　需要注意的是，個人破產制度是權利和義務的耦合體，突破了傳統穩定的民商事法律關系，容易使債權債務關系陷入一種形式上的不穩定狀態。因而，筆者認為，可設置“三道關”，保障個人破產制度有序運行。首先，要重視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和管理，將個人信用與破產制度掛鉤。其次，建立法律懲罰制度，防范借機轉移資產、逃廢債務。最后，積極采取信息技術手段，實施技術性防范。堵住利用個人破產法實施非法逃債的漏洞。

　　原文鏈接：個人破產制度制定要把好“三道關”

　　

　　吳楊：充分認識工業遺產保護利用價值

　　隨著城市產業的不斷升級和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大量工業企業遷出，眾多生產空間與倉儲設施閑置，形成了城市發展不同歷史階段的工業遺存物和工業遺產地。對這些工業存量用地的合理改造，可以為城市休閑旅游、文化藝術等新業態提供場所，通過將工業生產空間轉變為休閑空間、文化空間、創意空間，實現“生產銹帶”升級為“生活秀帶”。這將減少城市更新過程中城市遺存資源的浪費，也是城市集約利用存量用地，合理規劃城市新產業用地，推進綠色發展，進一步豐富城市功能和升級城市產業結構，構建高質量城市生態系統，為人民群眾創造生態城市、健康城市的有效途徑。對城市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利用，是以城市文化為根，踐行人民城市、宜居城市、生態城市等理念的重要抓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原文鏈接：充分認識工業遺產保護利用價值

　　

　　胡天嬌:消解個人主義的最終藥方

　　唯物史觀作為一種理解世界的全新方法論，蘊含著解釋乃至改變世界的意愿。因此，唯物史觀能夠為突破個人主義藩籬提供另一種解決方案。首先，唯物史觀以歷史的視野解讀個人主義的觀念，而非直接以單純的道德價值去評估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個人利益與普遍利益的關系是否沖突，在通常的情況下，取決于現實社會的經濟關系，而不是個人在處理自身與整體關系中的道德問題。”其次，馬克思肯定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作為人類最后一個史前史，客觀上為實現真正的解放打下了物質基礎。最后，唯物史觀關注現實的個人的發展，不滿足于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生存狀態，因此唯物史觀所關注的“現實的個人”在歷史發展中所指向的未來，是真正人類歷史的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既不拿利己主義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反對利己主義，而是改變產生這一對立的物質根源，即現實的社會經濟關系。”共產主義社會要求改變私有制與片面的分工形式，使得各個階層的民眾都成為勞動者從而解除階級對立的藩籬，重建社會共同體。“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當集體成為個人全面發展的前提，個人主義自然消弭于無形。馬克思認為，這才是消解個人主義的最終藥方。

　　原文鏈接：托克維爾與馬克思：對個人主義思潮的兩種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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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紅：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

　　法治人才既是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是涉外法治建設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對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全球治理和涉外法治建設、推進國際法新文科建設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為涉外法治領域輸送了大批涉外法治人才。但我們必須看到，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短板和問題，現有的涉外法治專業人才數量和質量都遠遠不能夠滿足新時代對外開放和涉外法治建設的實際需要，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

　　如何培養一大批符合新時代國家需要的高層次涉外法治人才，這是新時代賦予法學教育的重大使命。加強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既需要宏觀層面的整體布局和制度設計，也需要微觀層面的教學改革和方法改進，在擴大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規模的同時，更加注重培養質量和能力提升。

　　原文鏈接：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

　　

　　張頤武：“Z世代”成為國際關系中重要變量

　　“Z世代”，指的是從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們的最大特點是與互聯網一起誕生。今天，“Z世代”的觀念和選擇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之一，他們的跨國影響力也開始顯現出來。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關于“Z世代”對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影響的文章近日引發關注。這篇文章認為，“Z世代”已經開始影響美國和世界的關系，他們“帶著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懷疑，對全球挑戰的憂慮，對技術影響力的不安，對美國國內不公正現象的憤慨，對我們正在承襲的這個世界感到煩惱，對美國處理地緣政治亂象的能力感到擔憂”。他們對于美國的力量沒有那么相信，同時更關注一些全球性的問題，比如氣候變化。這篇文章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啟示：“Z世代”是未來影響世界及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變量。

　　可以看到，中國的“Z世代”對于國際問題的整體看法也在逐步浮出水面，他們在社交媒體及各種輿論空間中的發聲或認可的觀念都在對中國社會的國際觀產生深刻影響。他們的國際觀更具有一種對于世界的“平視”意識，擺脫“仰視”或追求“俯視”西方的眼光，以一種更為自信的態度向世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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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禹階：國家是文明發展的推動力

　　文明是指人類所創造的社會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通過歷史沉淀而形成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的總和。無論在東方或西方學界，對文明的這一根本性特征是普遍認同的。

　　文明與國家既有聯系亦有區別。應該說，國家是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文明也在國家的制度性力量中獲得快速發展。湯因比曾對世界范圍內已知的31種文明進行了分析、研究，對于文明的起源、成長、衰弱、解體加以描述、闡釋，而其中一些文明就與國家并不具有同等關系。但是，也需看到，早期國家的形成又反過來加速了文明發展。由于國家既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也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它成熟、完善的社會組織結構和上層建筑，以及國家機器對于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為文明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一種制度與組織保障。

　　另外，從兩者關系看，國家屬于政治體范疇，而文明作為某個民族或區域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總和，它們具有不同的范疇內涵。例如，現在的中華文明，不僅以當代中國國家作為它發展、演進的基石，也通過華人的遷徙而傳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世界上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傳統。

　　原文鏈接：早期中國文明具有獨特演進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