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哲：把城市家庭從教育競爭中解放出來

　　城市父母對“獨苗”子女保持階層優勢費盡心思，獨生子女們獲得了遠超于父輩的教育投入，但多數家庭的教育焦慮與沖突都在于過于放大了教育的功用，教育也因此被賦予了不可承受之重。

　　無論是英國版還是日本版的紀錄片《人生七年》中，都發現即使早期都普遍重視教育投入，但絕大多數的孩子長大后還是都成了普通人。荷蘭教育家比斯塔寫過一本書，叫《教育的美麗風險》。他認為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急于讓教育變得更強、變得更安全、變得可以更精準預測，變得更沒有風險。但是這樣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因為100％安全無風險的教育，可能再也沒有什么教育可言。教育真正美麗的風景，正是受教育者在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的過程中發現和體會到的。好的教育不是灌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真正高質量教育應該是多元化的，不是所有學校都建成一個模子，而應是各有優長，百花齊放，讓人民群眾有更多可選擇性。而城市家庭和學生家長也要轉變觀念，給孩子在教育中有更多發現自我和內心成長的功能，尤其是主動拒絕教育競爭和內卷的低齡化。

　　原文鏈接：把城市家庭從教育競爭中解放出來

　　

　　劉厚蓮：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對經濟影響的利與弊

　　人口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最基礎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系統的、復雜的、動態變化的。人口既是消費的主體，又是生產的主體，通過消費、生產共同作用于經濟增長。一方面，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帶來消費需求規模下降，如食物、住房需求等，將可能帶來消費規模下降。但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的消費結構發生變化而可能帶來消費規模增長。這意味著總消費規模增長或減少取決于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而引起負向效應、消費結構升級而帶來的正向效應的大小。當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正向效應超過人口規模減少的負向效應，此時總消費規模并不會下降。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短期來看，總消費規模將會繼續提高；長遠來看，人口規模減少幅度足夠大，總消費規模將可能下降。

　　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并不直接作用于經濟產出，而是通過勞動力供給，以及勞動力與資本投入、技術進步等其他要素相互作用來影響經濟產出。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將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對經濟產出帶來負向效應。與此同時，當勞動力供給減少，有利于資本深化，引發技術進步，即存在促使增加其他要素替代勞動力投入的機制，如誘使或倒逼人力資本積累、推動技術進步，進而帶來經濟產出的正向效應。短期內，二者效應的大小難以確定。從長遠來看，由于科技進步等對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難以無限替代，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對經濟產出能力的不利影響將逐漸顯現。當然，這種不利影響的顯現受到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的幅度和速度的影響。

　　原文鏈接：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如何實現經濟增長

　　

　　陳錫文：民族文化的根脈在鄉村

　　看一個特定民族的文化，無論到哪個國家，都必須去鄉村。因為城里已經形成了一種多元融合的或者說雜交的文化。鄉村文化如何體現？大概可以分三個層面去理解。

　　第一個層面是理念，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接人待物處事的準則。這是人們經過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積淀成的一種民族品格。比如說天人合一的理念、師法自然的理念，比如說勤儉持家、敬老愛幼、鄰里和睦、相互守望等理念，這些重要的理念構成了中華民族在農耕文明中人們相互之間處理人、事的一些準則。但我們現在到鄉村旅游看到的，所謂在文化層面的傳承，經常是一種表象的描述或者說表象的臨摹。每一種儀式、每一個程式表達了什么含義，沒能發掘出來。我們應當發掘鄉村文化中很重要的理念層面的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不斷弘揚。

　　第二個層面是知識。知識的傳承往往是通過文化這個脈絡流傳下來的。比如冬至、小寒這些二十四節氣，是我們的老祖宗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積累、傳承下來的東西，現在仍然管用。中國有大量的古農書，民間有大量的古農諺，這些都是關于生產技術的傳承，不僅老百姓如此，甚至皇家也是如此，為了“勸農”，才有了北京頤和園里的“耕織圖”。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知識的傳承，才使我國古代農耕文明達到一種輝煌的程度。

　　第三個層面是制度。制度是對人的行為的強制性、約束性規定。制度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如習慣法，還有很多鄉規民約。這些制度實際上構成了對人們的生活以及基本的社會交往、經濟交往的約束和規范。如果認真去發掘我國古代的制度，可以從中發現許多寶藏。比如在中國古代，政府對于糧食市場的調節主要采取兩個手段，一個叫糴，一個叫糶，就是糧價過低時買入、過高時賣出。糴、糶這兩個手段運用兩千余年來，始終是我國政府保持糧食市場穩定的基本制度，甚至流傳到海外，成為世界性的制度。

　　原文鏈接：民族文化的根脈在鄉村

　　

　　瞬雨：人工智能詞典里不應有“敵人”

　　人工智能具備強有力的潛質，有能力成為比原子彈更具殺傷力和威脅的武器。今天在棋盤上給人工智能設定對手，它已經有能力戰勝人類，達到無敵境界。那么同理可以設想，當人工智能發展到極致之后，只要給它指定一個“敵人”，它就可能動用一切手段去打敗甚至消滅對方。它對工具和手段的利用能力會是無敵的。所以人類接下來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不要成為人工智能的敵人。因為人工智能的背后永遠是人，換句話說，其實就是如何才能不成為他人的敵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傳統文化已經給出了答案：要避免成為他人的敵人，首先自己就不要以他人為敵。只有把“敵人”這個詞從人類的詞典中抹去，作為工具的人工智能才不會把人類當成敵人。

　　原文鏈接：人工智能詞典里不應有“敵人”

　　

　　中國生產力學會創新推進委員會課題組：為中小企業創新提供便捷高效服務

　　完善銀行內部經營機制，細化授信盡職免責和差異化考核機制，營造基層“敢貸、愿貸”良好氛圍。綜合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為中小企業創新提供便捷高效的線上金融產品與服務；做好央地政策性信用擔保資金聯動總體設計，大力發展信用擔保公司，完善政策性擔保體系。推動商業銀行貸款方式變革，強化風險管控，逐步提高信用貸款占比；鼓勵引導風險資本加大對初創期中小企業關注和投入，支持設立各類中小企業專項基金，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加快建立符合中小企業創新特點的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建立中小企業上市培育機制；健全可進可退上市退市機制。

　　原文鏈接：盡快讓中小企業成為創新主體

　　

　　孫佳山、肖涵予：文創領域“港獨”病毒必須消殺

　　去年年末，由中國臺灣設計研究院主辦的金點設計獎，將“視覺傳達類別”年度最佳設計獎頒給來自中國香港的海報展覽《Yellow Objects》。該海報展覽由18名香港設計師匿名發起，去年11月底在香港開幕，主辦方印制了1000套免費發放，要求參觀者傳播粘貼到社區中去。《Yellow Objects》含有大量明顯企圖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的內容，有“Suiside”等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敏感詞匯，還有描繪父母為全副武裝的未成年子女戴上黃色安全帽、煽動暴力示威的插畫。

　　文創制品“夾帶私貨”作為一種負面的“文化基因”，看起來雖然是不起眼的小東西，卻能夠利用其隱蔽特征，躲避傳統類型監管，大量碎片式傳播，像病毒一樣附著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迷惑分辨力較弱的人群，擾亂同代人共同的文化經驗、身份認同和情感結構，進而對正常的社會和歷史認知產生負面影響。文創領域“港獨”病毒必須消殺。

　　原文鏈接：文創領域“港獨”病毒必須消殺

　　

　　肖廣嶺：突破“卡脖子”技術與鍛造“殺手锏”技術需要戰略眼光和系統思維

　　“殺手锏”技術和“卡脖子”技術本身都是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卡脖子”技術與鍛造“殺手锏”技術既有不同的方面，又有密切聯系，兩者都需要戰略眼光和系統思維。我國近期應以突破“卡脖子”技術為主，遠期應以鍛造“殺手锏”技術為主，但根本之道是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主要行業和重點領域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占領科技的制高點。

　　原文鏈接：突破“卡脖子”技術與鍛造“殺手锏”技術需要戰略眼光和系統思維

　　

　　肖漢平：建立國家經濟安全預警機制

　　風險發生之前通常會有一些蛛絲馬跡。國家安全不僅是狀態、能力，還有感知。安全預警機制的目的是通過識別潛在的風險因素，構建完善的指標體系，建立經濟安全預警模型，并進行有效安全風險分級評估，及時向相關部門發出經濟安全風險預警。為此，需要國家總體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對外開放實踐中，探索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經濟安全評估指標體系，定期開展動態國家經濟安全態勢評估，未雨綢繆，建立國家經濟安全的預警機制，防患于未然。

　　原文鏈接：高水平對外開放需建立動態和科學的經濟安全體系

　　

　　趙萬里、閻焱：當代西方社會學中的馬克思主義敘事

　　教科書是較為系統和被學界認同的合法化知識的承載者。對歐美社會學教科書的內容分析表明，當代西方社會學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介紹雖存在差別，但也頗多共同之處。批判理論多集中于異化和意識形態批判，而邊緣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社會沖突論則結合資本主義的結構變遷，對馬克思的不平等、階級、沖突思想進行韋伯式改造。教科書總體呈現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借鑒、理論修正與綜括概述的特征，秉持一種尊敬與挑戰并存的態度。教科書趨于一致地將馬克思主義定義為社會學的理論源頭之一，卻又將其歸為社會學之外的思想傳統，視其為社會學的同路人和批判者。但也有趨勢表明，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學知識的有機組成部分和社會學想象力的主要來源，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肯定和重視。

　　原文鏈接：代西方社會學中的馬克思主義敘事——基于歐美教科書的知識社會學分析

　　

　　王杰：為官不浪費費一針一線

　　勤儉節約是官德的重要組成部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婦孺皆知、深入人心。“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說明節儉在持家治國中的重要性。一個國家的強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每一個人、每一個官員，是否將節儉內化為自己的價值理念和行為習慣。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廉潔和節儉是親兄弟，不可須臾分離。清廉的官員往往能做到節儉，“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明人徐榜在《宦游日記》里曾說，節儉有四大益處：可以養德、可以養壽、可以養神、可以養氣。老子、孔子都把節儉看作是人生的美德之一；司馬光在家訓中，告誡兒子要崇尚節儉，不要追求奢靡；清雍正帝先后下過兩道圣旨，號召節約糧食，反對鋪張浪費；林則徐在去廣州履任途中，頒布“五不準”，身體力行，把節儉落到了實處。節儉不是吝嗇小氣，浪費也不是大方，當用則萬金不惜，不當用則一文不費。

　　讓勤儉節約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歷代王朝的更迭興衰大多都遵循“以儉得之，以奢失之”“興家猶如針挑土，敗家好似浪淘沙”的歷史規律。許多明君名相在治國過程中，身居高位仍居安思危。但隨著國力增強，貪奢、浪費之風隨之而來。為人須節儉、莫貪婪。在日常細枝末節處要謹慎，道德修養要從小處做起，小節放縱，大節必失，許多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人，大多是從小節出問題開始的。

　　節儉不是一時之事，而是長久之事。無論何時何地，節儉都不應被拋棄，而是應該被大力提倡。我們應該學會靈活應用節儉的合理因子，不隨意浪費一針一線，不僅將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還要將其運用到廉政文化建設中來，在全社會形成“不奢侈，善節儉”的社會風氣，促進廉政文化建設。

　　原文鏈接：為官不費一針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