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華、韓麗：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農民運動蓬勃興起，掀起了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村革命大風暴，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打擊了幾千年來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但圍繞這一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革命統一戰線內部、中國共產黨黨內,出現了“糟得很”與“好得很”兩種思想認識，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如何認識當時的農民運動和農民問題，迫切需要從理論上給予回答與指導。
為了支持迅速發展的農民革命斗爭，回答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和責難，毛澤東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前后歷時32天，行程七百公里，在湖南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縣的農民運動。2月16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后，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已經不是宣傳而是應立即實行的問題，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報告了自己糾正的幾個主要錯誤：“（一）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二）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三）以從來沒有什么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對于今后農運的方針政策，毛澤東提出了十點意見。他認為，在農村尚未建立聯合戰線之前的革命暴動時期，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行動都是對的，過分一點也是對的，不過正不能矯枉。在今天看來一些說法未必周全，但在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所謂“過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逼出來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推翻在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難以辦到的，這些也是當時湖南農村中的事實。毛澤東鮮明地提出：“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他在信的末尾說，考察的“詳細情況從明日起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送兄處（指中共中央）察核，并登導報（指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刊）”。隨后幾天，毛澤東開始撰寫考察報告，寫成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兩萬多字。
3月12日《向導》周刊發表了《報告》的部分內容，但中共中央宣傳部主任彭述之不準繼續刊登。中央局委員瞿秋白說：“我贊成毛澤東這篇文章的全部觀點。”他們之所以不讓連載，無非是“怕這篇文章拿出去，進一步激起農民的‘越軌’行動，有損與國民黨的合作。”接著說：“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么命？”他把毛澤東的報告全文交給秘書送漢口長江書店。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瞿秋白專門為該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肯定毛澤東這篇光輝的著作：“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同時，瞿秋白還將毛澤東和彭湃稱為“農民運動的王”。
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不久，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譯轉載了《向導》刊載的《湖南農民運動（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全會上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稱贊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正是《報告》的發表，加深了共產國際對中國農民問題的了解。
原文鏈接：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
陳桐生：再論《樂經》不是文字典籍
“樂經”源出于《莊子·天運》等文獻中的“六經”。大約在春秋中葉，“《詩》、《書》、禮、樂”已成為代表“遺訓”“故實”的固定結構。其中《詩》《書》是文字典籍，屬于物質文化遺產。“禮”在趙衰時代仍以口傳身授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文字典籍。“樂”是指禮儀中演奏的樂曲，這些樂曲通過樂工教習演肄而世代相傳。在沒有記譜技術的歷史條件下，“樂”當然不可能載之簡帛。所以，趙衰時代的“禮”“樂”均屬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莊子·天運》時代，“禮樂”是不是已經成書了呢？今本《儀禮》的作者和成書年代都不清楚，但大體可以推斷為孔子所授、孔門后學所記錄整理，因此在《莊子·天運》寫作的戰國中后期，《儀禮》成書的概率比較大，完成了由非物質文化遺產到物質文化遺產的轉變。“樂”則因其缺乏記譜技術而始終未能成書。這樣，“六經”就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屬于物質文化遺產的《詩》《書》《禮》《易》《春秋》；二是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樂”。無法成書的“樂”，夾在五本已經成書的經典之中，遂使后人誤認為“樂”也是文字典籍，誤解由此而來。今人在整理《郭店楚墓竹簡·六德》《莊子·天地》《莊子·天下》《禮記·經解》《荀子·勸學》時，無一例外地給“六經”中的“樂”也加上書名號。不過，即使后人給“樂經”加上書名號，也改變不了它無法成書的事實，更不能認定它是一部文字典籍。
范子燁：陶淵明不入《世說新語》原因辨析
在六朝時代姹紫嫣紅的文學景觀中，劉義慶主編的《世說新語》無疑是一部人文價值極高的文學寶典。但是，在這部文學寶典由六百多位人物組成的畫廊中，人們竟然找不到陶淵明的蹤影。一些學者試圖揭開這個“缺席”之謎。南京大學卞東波教授在《大隱的缺席：陶淵明不入〈世說新語〉》新釋》（《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4期）一文中曾經援引臺灣學者李棲的觀點：“淵明之所以沒有出現在《世說新語》的理由是：第一，當他年輕時，由于籍隸南方寒族，官司階又低，與貴人高門沒有來往，不合本書選人的原則。第二，等他隱居柴桑，聲名大噪時，時間又已經超出本書所包的時代之后了。”也就是說，陶淵明屬于寒族出身，而作為隱士成名又晚，所以就不能進入《世說》了。但細細推究，這兩條沒有一條能夠成立。
事實上，《世說》是一部纂輯舊文之作，其成書自然是以世間流傳的已有文獻為基礎的。換言之，在《世說》編纂之時，陶淵明尚未進入歷史文獻，雖然編纂者對其人其詩比較了解，也無法讓他進入《世說》，因為沒有可資選用的文獻，而《陶淵明集》中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則為名士孟嘉進入《世說》提供了文獻依據。因此，東波君提出“劉義慶在編纂《世說》時還沒有見到這些記載陶淵明事跡的資料，可能當時關于陶淵明的文獻還沒有成書”，這一觀點是目前對陶淵明不入《世說新語》這一現象的最合理解釋。
侯迎華：劉勰的公文辨體觀
劉勰《文心雕龍》對公文文體頗為重視。出于指導寫作的目的，劉勰重視辨體。隨著公文文體理論的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公文文體分類過多過細，文體功能交叉、互滲、衍生、轉移、縮小，導致了一體多用或多體一用的現象。劉勰以文體誕生之初的基本傳統功能為主，提倡“宗經”，對后世出現的文體功能的擴大、縮小或轉移，不予評價或加以批判，以批評實踐來規范、強化公文文體的傳統功用，以此達到文體辨析的目的。
劉勰辨析公文文體的功能與寫作規范時，是以傳統功用為標準的。《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劉勰認為公文中的“論”“說”“序”體起源于《易》，“詔”“策”“章”“奏”起源于《書》，“銘”“誄”“箴”“祝”起源于《禮》，“盟”“檄”起源于《春秋》，認為公文中的大部分體裁是起源于五經的。劉勰認為要“稟經以制式”，將公文文體的功能，規范為以傳統功能為主。
劉明：集部研究的范圍及對文學史研究的意義
近些年，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以集部為研究對象的趨勢，從具體實踐到理論提煉，集部成為拓展古代文學研究邊界的重要視角。
集部是傳統目錄學中有關古籍分類的四部體系之一，指涉的是文學古籍的范疇，著錄的載體是書冊形態的典籍。這意味著集部的研究首先關注的是文學典籍即作品集，這與文學史關注作家作品有所不同。當然就研究范圍而言，文學史較之集部更寬泛，如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史要關注《世說新語》《搜神記》，甚至還要涉及《水經注》《顏氏家訓》和《金樓子》等，但它們都不屬于集部典籍。因此，集部視角實際上“縮窄”了文學史的范圍，但集部里的有些文獻也是文學史較少關注到的，如尺牘、奏議等，主要是具有實用功能的應用文體。簡言之，集部與文學史的范圍既相互交叉，又有所區別。
集部研究主要表現為對作品集的關注和探討，所以，開展集部研究可首先在古籍層面進行作品集版本的調查，在單純的作品集之外還可獲得大量一手文獻資料，如序跋、批注、評點、資料輯錄及其他各類形式的前人研究成果，既可吸收已有學術積累，又能開闊研究視野。
李成晴：承守“集部之學”的固有傳統
“集部之學”固有的著述體式是頗為豐富的，但很大一部分在當代的學術環境中已漸銷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術評價機制對“著作”的界定具有排他性，書名冠以別集、總集的“研究”便是著作，而某一別集、總集的“校注”便不算著作，而被歸于古籍整理。
承守傳統“集部之學”，還要求研究古代文學的學人，應該能夠寫出工穩、合規的舊體詩文。這在當下看似門檻很高，實際應是文史學者該有的基本功訓練。內具文學感悟力，外具文言駕馭力，大約才可稱得上古代文學研究層面的“知行合一”。當下，也有學人在學術寫作時延續古法。近百年來，我們對于傳統隔膜日甚。在鼓勵學術創新的同時，也宜給“集部之學”等“舊傳統”以空間，并在承守、延續這些“舊傳統”的過程中，努力探尋返本開新的契機和可能，這樣才可使傳統在當下發揮更大的作用。
吳英：從唯物史觀看歷史認識客觀性問題
受西方歷史哲學研究從思辨的歷史哲學向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轉向的影響，中國史學界開始了歷史認識論的研究，并很快掀起了一個小的高潮。經過對歷史認識論問題較深入的探討，歷史認識主體必然會受到諸多主體性因素的影響成為常識。如果說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是指歷史認識主體對客觀歷史過程的正確認識也是歷史學存在的合法性依據的話，那么，經過歷史認識論研究和后現代史學研究的兩輪沖擊之后，史學界已經沒有多少人再相信歷史認識能夠做到客觀、科學。無怪乎有學者戲言：“歷史認識論研究砸了歷史學者的碗，后現代史學研究砸了歷史學者的鍋。”
對歷史認識能夠做到客觀這一觀點的解構不僅使歷史學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質疑，而且使史學理論工作者與實證歷史研究者之間產生了分裂。前者放棄了對歷史過程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在唱衰歷史學合法性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后者則堅持自己的實證研究，不再關注理論工作者的“聒噪”。
唯物史觀早就解決了檢驗和評判歷史認識的標準問題，那就是實踐標準。雖然歷史認識主體受到諸多主體性因素的影響，但這并不等于我們無法獲得對客觀歷史過程的正確認識。因為，決定歷史認識是否正確的關鍵在于解釋歷史的理論框架是否正確，是否能夠經受歷史和現實生活實踐的檢驗。
李林：加強與新發展階段相匹配的法治政府建設
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實現“國家行政體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發揮，行政效率和公信力顯著提升”的目標，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堅持依法行政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點。
推進嚴格執法，重點是解決執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為、亂作為等突出問題；推進依法行政，目標是確保法律公正、有效實施，努力建設法治政府。應當推廣運用編纂《民法典》的成功經驗，正式啟動行政法法典化的工作，通過法典化立法使我國行政法律制度體系更加科學、結構更加合理、價值導向更加清晰、運行機制更加科學、治理功能更加強大，在引領和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田文廣：讓理論貼近農民生產生活所需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進入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馬克思說：“理論只要能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質。”在實踐中，理論要想贏得群眾、掌握群眾，必須堅持問題導向，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應著眼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施推進、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鄉村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公共法律服務的延伸、生態環境的治理保護等工作難點和問題，圍繞“誰來講”“怎么講”“講什么”，整合資源、搭建平臺、創新手段，廣泛吸納農村、社區、學校、企業等能人、賢人、熱心人參與，將理論貼近農村農民生產生活之需，著眼農村基層群眾思想引領和凝聚，積極開展文明實踐活動，使新時代新思想新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林純潔：德國國名的起源與國號的演變
長期以來，德國特殊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形態導致中世紀時期大部分德國國號與自身的地理和民族名稱相分離。直到1871年，“德意志”(Deutsch)才成為德國國號的主要部分；1949年，“德國”(Deutschland)才成為國號的組成部分。德國的國號根據歷代統治者政治理念的改變而不斷變化。通過考察德國國名的起源與國號的演變，可以更為深刻地理解德國歷史的特殊性和延續性。
早期與羅馬帝國相關的國號體現了德意志統治者試圖繼承古羅馬帝國的傳統，同時又通過“神圣”這一稱號構建帝國的神圣性，并以此與教皇進行斗爭。到了中世紀后期，當民族國家興起，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增強時，就在國號中加入了“德意志民族”，即“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國”，強調了國家的德意志屬性。“德意志(帝)國”(Das Deutsche Reich)用于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和納粹德國三個時期(1871-1945年)，體現了德國歷史的延續性。魏瑪共和國建立時爆發了國號之爭，可以看出，“國名會成為不同政治派別在象征領域的斗爭，他們試圖將政治理念確定在國號中，以此對國家產生影響”。 1949年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兩個國號則體現了德國在經歷納粹暴政后的建國理念和歷史反思，即通過聯邦、共和與民主的途徑去改正納粹的錯誤，以實現德國人的理想。通過對德國歷史上國名與國號的梳理，可以澄清歷史的一些誤解。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