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臻：“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怎樣提出的？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斷，是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對黨的政策和策略問題進行深入探索所取得的標志性成果之一。包括“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論斷在內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重要論斷是怎樣提出的呢？這要從1948年前后毛澤東領導糾正土地改革等工作中錯誤偏向的歷史實踐談起。當時，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革命勝利的曙光已經顯現。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規模勝利的道路上，黨的政策和策略問題成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1947年10月10日發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隨后在1947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也稱“十二月會議”）上作出判斷：中國革命抵達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二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同時在此基礎上作出了適應新的階段特點的一系列具體部署。在大好的形勢面前，喜中有憂的一個問題，是土改等工作中存在“左”的錯誤偏向，比較突出的，例如提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等錯誤口號；亂定成分；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論；排斥打擊“三三制”中的黨外人士，個別地區土改打擊面高達兩成。有些地方還發生了把清算惡霸地主的斗爭方式帶進城，違反工商業政策等情況。對這些問題處理得是否得當，關系著勝利局面的進一步發展。

　　對土改等工作中“左”的偏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并從政治高度強調問題的嚴重性，“十二月會議”對此進行了全面部署。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隨后選擇從黨的政策和策略層面切入問題進而全面檢討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既糾正了錯誤問題，又最大程度團結了同志、統一了思想。

　　毛澤東強調要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策略來糾正各類錯誤問題和推進革命事業。他說：“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因此，在每一行動之前，必須向黨員和群眾講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他指出：解放戰爭向前推進靠軍事和政策兩個方面，“政策對，任何地方可以站住腳，能擴大軍事勝利效果。”

　　1948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情況的通報》。通報涉及各方面的工作情況，首節內容著重回顧了前段糾“左”的經過，毛澤東在段落末尾直指問題實質：“最近幾個月，我黨在戰爭、土地改革、整黨整軍、發展新區和爭取民主黨派等方面均有成績，在這些工作中所發生的偏向有了著重的糾正，或正在糾正中，這樣就可以使整個中國革命運動走上健全發展的軌道。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這樣，毛澤東就在動身離開陜北的頭一天，把他找到的糾正“左”、右錯誤偏向的可靠落腳點——“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個重要論斷，向全黨徹底闡明了。

　　有了對政策策略問題本身更深一步的認識，全黨下一步工作就更有針對性了。中共中央決定大大加強對干部群眾的政策策略教育宣傳，狠抓貫徹落實環節，并決定組建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重要政策的研究制訂。歷史的發展不斷印證著“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一光輝論斷的正確性。

　　原文鏈接：“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毛澤東這個重要論斷是怎樣提出的？

　　

　　青平、羅小鋒：振興鄉村必須加快農村醫療體系建設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橫向來看，鄉村振興是一個全面的振興，既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的振興，也包括醫療衛生、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的振興。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國醫療衛生體系不夠健全的問題，而農村地區醫療衛生體系較為脆弱。農村醫療基礎設施不完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人員缺乏、現代化和信息化醫療手段需加強、醫療藥品儲備不足等問題突出。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為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醫療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加強農村基層醫療體系建設，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一環，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要求。

　　原文鏈接：振興鄉村必須加快農村醫療體系建設

　　

　　范唯：高等教育評估需精準施策

　　落實新發展理念，要求我們系統集成、精準施策，在已有改革基礎上，堅持問題導向，積極適應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特征，針對量大面廣、復雜多樣的高校辦學實際，建立更加科學、符合時代要求的評估分類體系。

　　一是針對老本科高校開展周期性審核評估，采取柔性分類方法，為高校提供導向鮮明、種類多樣的“評估套餐”，引導不同類型高校各安其位、內涵發展、特色發展、創新發展。對少數辦學定位為世界一流的高校，重點評估學校的本科教育教學質量保障能力，旨在示范引領全國本科教學改革創新。對以學術型人才培養為主要方向的普通本科高校，重點評估本科教育教學工作，注重科研反哺教學、服務國家戰略成效。對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主要方向的普通本科高校，重點評估高校服務區域、行業經濟社會發展和創新驅動發展能力，堅定走“地方性、應用型”發展道路。

　　二是針對新建本科高校開展合格評估，設置國家底線要求，加強底線監督，規范辦學行為，確保本科教育教學質量達標。同時，針對“小精特”新型研究型高校，實施“一校一案”評估，引導這類高校合理定位、辦出水平、辦出特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

　　三是針對新建本科層次職業學校，按照以評定向、以評促建、特色發展、重在定位的工作方針，引導學校圍繞區域經濟和行業發展需要，探索出一條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之路。通過評估分類，引導每一所高校根據社會需求、自身發展歷史和辦學條件找準定位，加快形成高校辦學定位清晰、類型分明、特色彰顯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原文鏈接：高等教育評估制度體系建設的未來構想

　　

　　段華明：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通道

　　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都涉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很重要的方面就體現在完善正確認識和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上。

　　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建立訴求表達通道，合理化解利益矛盾。緣于當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包含著調整利益關系、化解利益矛盾、保障人民利益的豐富內容，總體上宜疏不宜堵，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結，宜順不宜逆。要最大限度地保障社會各階層和各個群體利益表達的路徑通暢，使社會成員在科學有效的體制通道內表達利益訴求。如果群眾正當訴求在體制內表達通道不暢，得不到及時有效回應，就可能產生負面情緒甚至過激行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表明，一個能為不同社會群體提供充分有序表達利益訴求的制度性平臺正在逐步形成，必將有效防止個別問題群體化、簡單問題復雜化、內部問題社會化、局部問題擴大化。

　　原文鏈接：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

　　

　　王青：擴大內需制度有效性的主要依據

　　能否對構建新發展格局起到支撐和促進作用，是衡量擴大內需制度有效性的主要依據。進一步看，有效的擴大內需制度需要在以下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是能夠持續提升人民生活品質，有效增進民生福祉。

　　二是能夠日益增強系統性和協調性，有效促進投資消費的良性循環。

　　三是能夠不斷鞏固提升強大國內市場的能級。持續保持和增強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不斷鞏固提升強大國內市場能級，是保障擴大內需可持續性的基本前提。有效的擴大內需制度，必須要形成促進內需持續擴大的長效機制，使內需具有持久和強勁的增長動力，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過程。

　　四是能夠有力通堵點、補短板、強弱項，有效暢通國內大循環。

　　把擴大內需各項工作全面推向新高度，加快實現從經濟導向轉為民生導向。擴大內需的目的和落腳點，在于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原文鏈接：建立擴大內需有效制度的導向與思路

　　

　　劉海春、吳之聲：走出對休閑的認識誤區

　　當前，我國社會處于轉型發展期，隨著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化，人們對休閑的認識與選擇容易出現誤區，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美好生活的實現。

　　一是認為休閑就是娛樂。在生活中，人們常誤把休閑等同于娛樂。實際上，“娛樂”與“休閑”并不是同一層級的概念。娛樂是具體的活動，帶給人的價值有限，而休閑其意義在于豐滿人的主體性、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體悟生活的美好。當下，人們的休閑觀念和休閑行為出現了娛樂化的傾向，有的人在對娛樂享受的追逐中陷入了膚淺碎化與精神虛無的窠臼。以為在娛樂中的狂歡就是生活美好的表現，卻不知休閑的娛樂化消解著人們對意義與價值的追求，人們的主體性和對美好生活的體驗在表層化、虛空化的歡娛嬉笑中被遮蔽。

　　二是認為休閑就是消費。當人們把消費當成身份建構的方式時，消費便具有了消費主義的性質。在這樣的休閑樣態中，人們把物質生活和感官欲望的滿足當成通往人的幸福的途徑。消費成了人們達致休閑的工具，似乎只有購買和消費得起才能擁有休閑，才能獲得生命存在和身份地位的彰顯，才能體驗生活的美好與樂趣。但這種彰顯和樂趣是來自于對“物”的憑依和享樂，人的自主性、創造性與發展性卻在此被遮掩，人們的美好生活體驗依賴于外在之物。

　　三是認為科技發展與效率提高就必然能實現休閑。現代科技的創新與發展縮短了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人們得以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而獲得日益增加的自由時間。科技發展與效率提高雖然可能增加人們的閑暇時間，但也可能“潛在”地延長了人們的勞動與工作時間，加劇著時間的稀缺化。理論上的自由時間增加與事實上的休閑時空壓縮，構成了當代人生活中的特殊矛盾。為此，人們不得不加快生活的節奏，對自由時間作出控制，從而使得生活不斷程序化、工具化。

　　原文鏈接：休閑：美好生活的重要表征與實現路徑

　　

　　張可云：正確認識撤縣設區

　　撤縣設區或設市是順應城鎮化水平提高以及完善行政管理的要求所作出的一種調整。區（市）與縣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采取的是城市管理方式，后者采取的主要是農村管理方式。一些縣特別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周邊的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很高水平，繼續沿襲農村管理方式已不符合實際需要，不利于當地發展，撤縣設區是其提升治理現代化水平、提升地區管理能力與效率的必然要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快速推進。最近10多年，撤縣設區調整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城鎮管理單元數量與城鎮化水平的匹配程度。從2009年至2019年，我國的市轄區增加了110個，縣減少了141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25.36個百分點，縣的數量僅減少了9.63%。數據表明，從適應城鎮化的角度看，市轄區數量增長并不多，縣的數量減少也是適度的，市轄區數量增長幅度與縣的數量減少幅度符合城鎮化發展規律，并未導致市轄區與縣的數量失衡。

　　應當看到，撤縣設區后形成的“無縣”城市幾乎都是國家經濟中心或重要節點城市，并未泛化到中小城市。當前，城市群日益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載體。一些“無縣”城市的出現是城鎮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撤縣設區是適應城鎮化進程、落實國家戰略的行政區劃調整舉措。具有悠久歷史的縣制不會也不可能消失，將撤縣設區理解為“無縣化”或“無縣時代”是錯誤的。

　　原文鏈接：正確認識撤縣設區

　　

　　熊丙奇：“小學作業不出校門”能否帶動整體減負

　　近日，來自教育部的消息稱，有關會議提出在2021年，全國中小學要實現小學階段的作業不出校門，即當天作業隨堂在校園內完成；初中階段的作業不超綱；高中階段的作業不越界，以此為學生減負。與此相應的是，中小學生睡眠時間也將納入監測考核。必須指出，給學生減負，必須是整體減負，而不是局部減負。減少學生的作業量，控制作業時間，要求學生在校內就完成作業，這都是局部減負，而非整體減負。如果整體負擔不減，只有局部減負，那么減掉的負擔就會以其他方式補回來。這也正是我國中小學生減負20余年，但學生學業負擔卻有增無減，中小學生睡眠不達標情況嚴重的根本原因。

　　原文鏈接：小學作業不出校門”能否帶動整體減負

　　

　　胡俊修：近代國人海權觀念的演變

　　對外侵略擴張，是近代西方列強所看重的海軍主要功能。西方近代海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并發展壯大的。海軍成為西方列強對外殖民擴張所依賴的威懾力量，是其維護自身利益和進行海外侵略掠奪的一個主要兵種，其發展壯大歷程充滿血腥與罪惡。而在近代中國海權觀念的演進中，和平始終是主旋律。無論是晚清時人在船堅炮利刺激下產生的“借以為我所用”的意識，還是民國時人在海權理論影響之下萌發的以海興國的體悟，都是一種“和平自守”的態度和主張。近代國人海權觀念歷經演變，但自衛、和平的價值訴求一直未變，這與中華文明的和平傳統一脈相承，是一種迥異于富有擴張性之西方文化的和平傳統。在中國傳統的“天下”空間概念中，“平天下”是人生目標的最高層次，依靠的是“陶冶萬物，化正天下”的仁政，展現的是一種“文德徠遠的世界主義”。“這種非強權的，建立在和平主義、倫理主義基礎上的世界主義，是中國人宏闊的空間概念和崇高的理想境界”（馮天瑜：《中國文化生成史》〔上冊〕，第250、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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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海濤：二里頭都城布局的新發現及其意義

　　1959年發現的二里頭遺址，經過60余年持續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二里頭遺址位居當時的天下之中，300萬平方米的超大規模顯示它在二里頭文化乃至東亞地區都占據極高地位。通過中心區“井”字形主干道路網絡，把都城規劃成以宮殿區為核心的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官營作坊區、祭祀區分居宮殿區南北，共同形成都城中軸區域，中軸區域的東西兩側都是貴族居住和埋葬區。嚴整有序的布局規劃反映出嚴格的社會等級觀念，宏大的宮城和復雜的大型夯土宮殿建筑顯示了清晰的宮城、宮室制度。鑄銅作坊、綠松石加工作坊設置在宮殿區以南的作坊區，并以圍墻防護，體現了當時對奢侈品生產、使用的壟斷、獨占。在宮殿區北部設置專門區域進行祭祀，反映出對祭祀活動的特別重視，使用復雜、珍貴的青銅、玉質禮器及綠松石龍等“國之重器”體現了等級禮儀，使用較大的墓穴并隨葬有豐富珍貴的用品，說明已經出現較為嚴格的喪葬禮儀制度。這些跡象反映出當時具有等級分明的社會結構和井然有序的統治格局，充分證明二里頭文化已經產生了最早的王權和王朝國家，二里頭遺址成為王國的權力、祭祀、禮儀、經濟等方面的核心。這些史無前例的偉大創造都不見于早期文獻記載，卻是認識當時社會歷史極其重要的關鍵內容。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距今3800年到3500多年的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所處的年代、地域、發達程度、發展階段等諸多情況與文獻記載中的夏都、夏王朝對應度極高，它們極有可能是夏都、夏王朝的遺存，是研究中國早期王朝國家、夏朝考古最重要的對象。

　　二里頭文化呈現的嚴格方正、居葬合一的都城規劃制度、宮城宮室制度、青銅禮樂制度等多種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成為商周文明的主要基礎，是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歷史的關鍵環節，也是中華文明開拓創新、綿延不斷、生生不息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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