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立豐：深刻理解黨的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協同推進的歷史規律

　　建黨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推動偉大社會革命，經歷了數次重大歷史關頭，如八七會議、遵義會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等。與這些社會革命相互伴隨、相互促進的，是黨進行的一次次重要的自我革命。在“兩個偉大革命”協同推進過程中，社會革命越是經歷重大歷史關頭，自我革命就越顯得艱難但卻更加重要，進一步來說，偉大社會革命醞釀發生的關鍵時期，往往是黨的自我革命的攻堅時期。如遵義會議，就是在社會革命的重大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敢于直面問題，刀刃向內，堅決批評和糾正“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關乎黨、關乎紅軍、關乎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不斷攻堅克難，勇于進行自我革命的光輝典范。

　　早在中共產黨成立之時，就在黨的一大綱領中確定了“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正是黨領導人民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不懈奮斗，完成了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歷史使命。改革開放以來，黨又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也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在這過程中，黨始終加強自我革命，堅持以改革創新精神完善自己，以強烈憂患意識警醒自己，在應對風險挑戰中鍛煉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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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舒曦：加快促進創新鏈和人才鏈深度融合

　　當下，第六次科技革命率先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爆發，我國要想在全球創新版圖的重構過程中實現趕超跨越，就需要加快促進創新鏈和人才鏈深度融合。

　　目前，我國是世界上擁有最大科技人才隊伍規模的國家。但大而不優、多而不精的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每千人勞動力中專職科研人員的占比遠低于以美國為代表的先發國家。第二，“諾獎”級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頂尖創新人才、冷門稀缺人才比較缺乏。我國科技事業要想實現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到全面提升，必須擁有一支敢打硬仗、能打勝仗的科技人才隊伍。因此，應圍繞創新鏈完善人才鏈，突破人才瓶頸。

　　一是加強戰略科技人才隊伍建設。戰略科技人才是解決國家關鍵領域中科技創新難題的主力軍。要增強戰略科技人才的問題意識，將個人的科研問題意識與國家科技事業發展目標同向聚合。二是加強基礎研究人才隊伍建設。基礎研究人才是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強大動力的助推器。培養“甘愿奉獻”的基礎研究人才。基礎研究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一旦基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將對整個產業鏈，乃至整個國家產生積極影響。制定靈活的評價機制，探索分階段考核辦法，給予基礎研究人才較大的寬容度。

　　原文鏈接：我國科技事業發展應加快促進三個“深度融合”

　　

　　陳波：城市轉型中的人口治理現代化

　　人口是城市化的核心要素，人口治理是在城市化中實現治理現代化的關鍵領域。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歷了快速城市化的歷程，實現了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的跨越，并朝著“城市中國”的方向邁進。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化空間格局持續優化，城市建設質量不斷提升，城鄉融合發展邁出新步伐，與之相對照，人口治理制度也伴隨整個城市化進程而不斷演進。究其本質，人口治理與城市轉型愈益匹配，是實現人口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機制，有利于克服城市集聚性引發的追求規模紅利與提供公共服務之間的張力，實現中國人口治理從依人而治到為民而治的轉型，從而構成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原文鏈接：城市轉型中的人口治理現代化

　　

　　賈康：如何解決用工成本上升過大問題？

　　招工難、用工成本不斷上升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需要企業發揮主觀能動性，苦練內功以技術創新積極迎合市場需求，努力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及自身在產業鏈中的不可替代性，改變被動局面；另一方面，國家也需要優化在產業政策、就業政策方面的支持。比如最低工資保障問題，一些國家并不對此作強制性要求，而是由市場進行調節。我們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在現實生活中有導向上的必要性，但如一味提高標準，使一些地方的用工成本上升過大，便可能帶來產能加快遷移、或逼迫企業以更多設備投入替代人工的現象，反而會造成低端產業勞動者就業機會和本土產業機會流失的后果。所以，國家政策在設計和落地時，需注意制定與市場優化兼容、對接的機制。

　　原文鏈接：中國制造業優勢如何延續

　　

　　王培剛：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既是一項長期系統的社會工程，也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石，要求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進行頂層設計，推動跨部門協作，多領域專家協同參與，強調動員全社會參與。

　　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必須切實樹立“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采取有效措施，使“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這一理念得到全方位的貫徹。一是各部門要率先堅持健康優先的發展理念，自覺進行健康規劃前置、健康政策統籌、健康信息共享，協調推進健康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二是構建“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工作網絡，確定衛生健康主體地位的多部門協同機制，重點研究解決損害公眾健康的生物安全、環境污染、食品安全、飲用水安全、傳染病防治等問題。三是開展形式多樣的健康主題教育活動，努力提高全民健康素養水平。組織實施健康學校、健康醫院、健康機關、健康社區的評比評估工作，逐步形成“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長效機制。

　　原文鏈接：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艾琳：用法律保障高齡者的勞動權

　　長期來看，我國仍將面臨勞動力總量短缺和結構性短缺并存的局面。為了應對勞動力供需關系的變化，緩解勞動力供給下降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必須著力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增強制度的針對性、協調性、系統性。

　　首先，明確高齡者的勞動者法律地位。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旨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發展老齡事業。目前該法已經過4次修訂，保障內容不斷完善。在此基礎上，各省(區、市)相繼出臺實施辦法。但從目前來看，相關規定有的還比較籠統，有的與其他法律存在一些不協調的地方。其次，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消除就業年齡歧視、促進高齡者就業是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時代要求，是釋放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的必然選擇，更是構建“老有所為”社會的應有之義。我國就業促進法明確規定了禁止勞動者年齡歧視，但關于工資待遇、用工環境、合同保護等相關具體權益的實現等內容，還沒有專門的立法保護，對禁止就業年齡歧視形態的具體規定相比于其他禁止歧視形態仍有不足，存在相關政策法律效力層級較低，缺乏全國層次立法，法律規定過于原則化，可操作性較低等問題。

　　原文鏈接：用法律保障高齡者的勞動權

　　

　　陳劍梅：減少慈善組織機會主義行為

　　機會主義行為指的是那些為了自身利益而不考慮他人利益的行為，反映了機會主義自私心理或者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當慈善組織不關注捐贈者或者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時，就是一種機會主義行為。例如，慈善組織將善款用于組織成員的個人利益，或者與利益相關方的利益相悖，抑或將善款挪作他用等。機會主義還與欺騙行為密切相關，如隱藏、披露不完整或扭曲有關受助人的信息，有意識地誤導他人，機會主義行為給捐贈者帶來負面情緒體驗，抑制了其信任生成，顯著影響了其對慈善部門的信任。因此，必須實行政府監管、慈善組織內部治理、慈善行業監察和社會監督，充分將國家權力、社會權力和公民權利相結合，發揮政府監管、行業監察和社會監督無縫銜接的特點，營造慈善組織機會主義行為無空可鉆、無處可遁的環境，最大限度減少捐贈者因風險認知產生的負面情緒影響其信任生成。

　　原文鏈接：探究網絡慈善捐贈信任內涵及其監管體系

　　

　　潘涌：表達力：釋放思想的巨大潛能

　　思想是需要被表達出來的。表達力能夠展現思想，不僅能夠展現普通的思想，而且能夠展現超越平凡、流傳深遠、影響廣泛的新思想。思想與表達，兩者互相依存、表里生輝、辯證統一。一定的思想內涵與相應的表達形式之間，達成了和諧相稱的積極效應，就會形成表達力與思想力辯證統一的正能量。一般而言，高尚、深刻和卓越的思想力，往往存在于完美鮮活、嚴謹縝密的表達力之中。然而，我們也需要認識到，真正產生震撼力效應的外顯的表達力，不是表達形式的分外亮麗或者表達內容的特殊偉美，而一定是嶄新的思想內涵與完美的表達形式兩者之間的統一——這才是表達力的最高境界。因此，真正的表達力，將會釋放出新思想的巨大潛力及其廣泛的感召力。

　　原文鏈接：表達力：釋放思想的巨大潛能

　　

　　譚飛：內地娛樂選秀是產物還是產業

　　偶像練習生或是選秀節目，究竟是產物，還是產業？如果只是“產物”，那無論遭受多少外界的嘲笑和輕視都無關緊要，因為這只是資本游戲追逐流量的結果。如果是“產業”，那就說明我們對娛樂業缺乏嚴格、甚至嚴苛的規劃以及規范。

　　雖然有人經常拿內地娛樂業的所謂“繁榮”和“蓬勃”來說事，什么買熱搜也不是大事情之類，但結果能說明一切，比如我們為什么要向觀眾展示一個連歌都唱不好，跳舞動作都不協調的練習生？為什么海外藝人與內地藝人的薪資差距那么大？為什么人家低調地唱歌跳舞演戲，我們卻那么高調地花錢買票買熱搜？

　　說到底，如果大家關起門來搞“游戲”，心里都明白，崩是肯定會崩的，什么時候崩呢？只要不跟外界比較就不會。所以回到一開始提出的問題，這是“產物”還是“產業”？

　　現在無論是拿哪個別國成功的偶像明星或者體育聯賽來做比較，聲淚俱下地批判內地娛樂圈或其他行業的狀況，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從出發點來說，不能是別人在自強自立，我們在自娛自樂。

　　原文鏈接：內地娛樂選秀是產物還是產業

　　

　　瞿林東：《新唐書》怎樣評價唐代史學

　　五代后晉開運二年（945年），劉昫等撰成《舊唐書》200卷；105年后，即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歐陽修、宋祁等撰成《新唐書》。這是兩部優秀的唐史著作，二者不可偏廢。但通觀二書，在表述和評價唐代史學方面，表面上看來似無太大差異，但仔細推敲則可發現，《新唐書》對唐代史學頗有微辭，而且有的論點是帶有全局性的評價。《新唐書》著者對唐代史學的評價多有失實乃至錯誤之處，以其與《舊唐書》相關敘事及評價相比較，前者對后者的刪改，十分明顯地表明，《新唐書》著者對唐代史學持貶損乃至否定的傾向。

　　《新唐書》著者首先指出所述學人與史家，在氣概與學識上并無什么差別，只是由于各自的際遇不同，所以有的人才干和仕途都很光輝，而有的人雖才學俱佳卻仕途不暢，再說這些人的職責與“趨時”毫無關系，其人生遭際不順是可以理解的。在這些評語中，包含著理解、贊美和同情。以此與《新唐書》的評價相比，在唐代史學的是非得失上明顯地存在很大差異。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新唐書》在評價劉知幾時，為什么要把韓愈撰《順宗實錄》一事牽扯進來作為陪襯？這不論是在作史方法還是在文字表述上，都不合乎邏輯。看來著者的目的，只是為了“證明”唐代史學之弊。盡管在有關史家的傳文中還保留著《舊唐書》提供的基本史實，但在評論上卻往往與《舊唐書》相悖。借用被曲解了的史事，并把它描繪成為常態而達到貶低以至否定唐代史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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