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向陽：對企業的認錯糾錯行為予以充分肯定
日前，《關于加強生態環境監督執法正面清單管理推動差異化執法監管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已經公布。正面清單管理重在“正面”，必須加強正面促進、正面引導、正面激勵，確保正面效果。
結合實際科學制定正面清單，正面促進企業健康有序發展。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企業環境治理水平也存在地區性差別。對企業做出全方位的科學評價，既不能放低要求，也不能過于嚴苛，必須保證有一定數量的企業納入正面清單，起到好的典型帶動作用。
把握好對重點排污企業的評價標準，把企業的環境治理水平放到首位，不能過分強調企業的裝備水平。實際工作中，有些裝備差的企業環境治理水平很高，污染物排放很少，而裝備好的企業也未必排污少。據筆者所知，去年在評定A類企業時，某地級市沒有一家焦化鋼鐵企業入選。其中，某焦化企業通過積極治理和大量投入，不僅完成了當地政府要求的所有治理項目，而且自我加壓實施了更深層次的治理項目，有的還實現了技術創新，排污量遠低于很多同類企業，成為工業旅游景點，但就因為焦爐裝備水平一般，沒有被評為A類企業。這樣的結果，會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企業的治理積極性，制度實施對企業健康有序發展的正面促進作用可能也會打折扣。
建立正向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讓守法成為企業的自覺意愿。實行差別化扶持，讓環境治理水平高的守法企業“失”而復得，享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政策優惠和社會榮譽。而對于頻頻違法的排污企業，則要加大執法力度，高限處罰，增加其違法成本，讓其感到“得”不償失。探索建立企業違法主動申報、自證認罰制度，讓企業主動認錯認罰、積極糾錯改錯，同時降低執法成本。對企業的認錯糾錯行為予以充分肯定和大力宣傳，讓守法成為企業的自愿，在全社會形成誠信守法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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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淵：創新融資模式，優化中國發展融資結構
中國海外融資主要以官方融資為主，民間和私人資本比重很小。這意味著中國融資在拉動私人資本上的催化作用尚未有效發揮，也使得中國融資具有明顯的官方和政府屬性，這也是美西方國家對中國影響力快速上升感到焦慮的重要原因。因此，應該明確政府和市場融資的邊界，提升官方在催化私人資本上的重要作用，這不僅有助于提升中國融資的整體水平，也有助于降低中國海外融資面臨的戰略和地緣政治風險。中國融資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交通、能源電力等具有重大經濟帶動效應的領域和行業，其經濟刺激和產業帶動潛力巨大。然而，其潛力的釋放必須依賴中國融資項目后期的有效管理以及所在國政府、企業和社區的廣泛參與。這事實上也正是目前中國融資項目的一個短板。這一關系沒有處理好，很有可能會導致中國融資的機遇最后變成債務的負擔。因此，中國應高度重視這一問題，著力提升中國融資的精品化和可持續性，通過投建營一體化、融資項目包容性規劃等的創新，真正使中國優勢和經驗轉化為國際認可的方式和經驗。
楊劍飛：實現線上培訓與校園教育的通暢對接
要正確認識線上培訓機構的功能，推動教育主體多元化發展。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線上教育培訓機構雖大多是社會資本驅動下的企業化組織，卻是“互聯網+教育”戰略的重要落實方之一。但目前卻處于良莠不齊的狀態，只有它們能夠提供不同于學校的差異化又優質的教育產品時，才能吸引更多的家長與學生購買服務，實現教育領域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有效互動。就教育產品供給而言，全社會要正確認識線上教育機構的功能和作用，既不能基于某些特殊案例而因噎廢食，又要認識到目前無序狀態的危害?！盎ヂ摼W+教育”大趨勢下，對線上教育培訓的監管必不可少，這樣才有利于教育產品的多元化供給，這也是學習型社會建設的有效路徑。
要加大對線上培訓機構的源頭管理，加強行業發展的前期研究與政策完善。要優化當前教育管理與評價體系，實現線上培訓與校園教育的通暢對接。線上教育培訓的產生是體制內教育資源不均衡，學生評價權力太集中等問題沒有得到充分解決的結果，是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要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重要表現。各級教育部門必須從根源上改善體系內的教育管理和教育評價，讓線上培訓從過熱回歸常態，成為教育培訓產品多樣化的供給者，而不是教育矛盾的引發者。
張小平、蔡惠福：網絡輿論場中的情緒傳播和社會治理
信息傳播不僅僅是事實、意義的傳播，還有個體認知、思想、情緒的傳播。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給個體情緒的社會表達帶來充分便利，致使個體情緒可以大規模地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關于情緒傳播趨向活躍的社會影響，既有能被明顯感覺到的顯性表層的，也有不易被覺察的隱性的、深層的。顯性表層的影響一般表現為對社會輿論社會心態或建設升華或破壞擾亂，并且多具有階段性；而隱性的深層的影響則是對精神文化進而對民族精神品格的浸潤形塑。在情緒治理時必須將兩者統一起來。
由于新傳播環境造成了情緒傳播的活躍，而負面情緒傳播效度更高，它所帶來的影響，不只是在社會成員情感、情緒的表層顯在地反應出來，不只是局限于某一時段社會情緒的曲折往復，重要的還在于，它會在焦慮、浮躁、偏執、冷漠以及怨氣、戾氣等諸多不良情緒的擴散蔓延之中，增加社會對話交流溝通的困難，對良性社會道德秩序的建立、科學價值體系的推廣和先進文化形態的建設帶來干擾沖擊，久而久之，使某些不良社會情緒沉淀固化到民族性格之中，因此損害民族的文化風貌和精神氣象，在更深層次上潛移默化地影響民族精神品格的培育和優化。
王爭亞、李長看：地方政府應及時制定新的動物保護規劃和措施
今年2月5日，國家正式公布了最新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以下簡稱《名錄》），這是32年來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名錄的首次系統性更新?！吨腥A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規定，野生動物被列入國家重點保護物種之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制定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保護規劃和措施。因此，各地應適時啟動保護規劃的制定或對原有規劃的修訂、補充和完善，尤其要對一些列入重點保護的瀕危物種制定拯救性措施。此外，還應指導督促職能部門根據野生動物棲息地的變化情況對自然保護區范圍進行必要的調整。
吳凱杰：檢察環境公益訴訟應拓展預防功能
環境風險具有不確定性，一旦發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轉的災難性后果。為此，2014年修改的現行環境保護法第5條已規定“預防為主”原則，要求在環境治理中優先采用防患于未然的方式。此后制定或修改的許多環境法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要求實施風險預防，但目前的檢察環境公益訴訟具有事后救濟特征，未能充分考慮在生態環境損害結果發生之前，就對具有環境風險的行為提起“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因此，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應是檢察公益訴訟案件范圍拓展的重要方向。
拓展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訴訟模式的選擇。目前社會組織已提起“綠孔雀案”“五小葉槭案”等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但民事公益訴訟在預防環境風險上面臨難以克服的固有局限，亟須檢察行政公益訴訟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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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云：國際關系的區域國別研究：實踐轉向與學科進路
國際關系研究長期以來在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和經濟學等不同學科指涉對象的跨學科交織中摸索前行，國際關系三大理論、國際與國內研究的通約問題一度觸及國際關系本體爭論的核心命題，但由于缺乏實踐導向的理論反饋，并沒有深入下去。而區域國別具有國際關系本體論上的“實踐性”價值，區域國別研究有利于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學術與政策的對接，在實踐意義上提供了國際關系研究與其他學科對話的廣闊空間，將為國際關系學科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喬治忠：中國史學的起源及早期發展考析
中國歷史學產生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際,與確切紀年的起始時間同步。實際上,在中國上古歷法缺乏準確紀年方法的狀況下,之所以會產生確切的連續紀年,就是得自官方連續性地記錄史事。西周初期“殷鑒”的歷史意識,是中國最早的理性思維方式,促使官方編存一些文書、文獻,影響中國文化發展十分長遠,但并未直接促成史學的產生。甲骨文、金文也與史學產生沒有直接的關系,神話遠離歷史的真實,更不能成為史學興起的源頭。但史學產生之后,殷鑒意識下編存的文獻如《尚書》,融入史學系統,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歷史記錄向下延續的同時,上古先人又從史學產生的原點向往古追溯,而對殷商之前的歷史,只能通過修飾神話、傳說的方式來構建,這自然形成如顧頡剛所云“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在遠古時期,中國只有“神話的歷史化”,而不存在相反的現象。
金書秦：大力引導農業向綠色生態轉型
推進綠色發展的本質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農業最基本的自然規律就是種糧食就會產秸稈，養豬就會排糞。針對農業生產產出的秸稈、糞便等副產品，在政策措施上要疏堵結合，以疏為主，找到合理利用出路。此外，農業綠色發展具有階段性，可劃分為“去污、提質、增效”3個階段：去污就是生產生活過程的清潔化，實現增產增收不增污；提質就是實現產地綠色化和產品優質化，通過完善市場實現優質優價；增效就是綠色成為驅動發展的內生動力，農業農村的多功能性逐步凸顯，成為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載體，綠色和發展相得益彰。
婁偉：農村生態環保工作需補短板
當前，我國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工作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農村居民生態環保意識仍較差。一些農民對環境污染的危害性認識不足，治污措施也僅停留在衛生意識的層面上，對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不夠了解。二是缺乏資金。農村污染治理設施建設投融資渠道單一，各級財政的農村環保資金投入不足。三是監管難。農村居民居住分散，空間廣闊，本身就難以監管。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