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盼：增加公共消費貴在“精準”

　　公共消費，是指由政府或非營利性機構承擔費用、向全社會提供的用于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公共服務和產品，包括政府自身消費（行政開支）和社會性消費。增加公共消費的投入，能夠使消費者的經濟負擔相對減輕，這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進而有利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比如，大家熟悉的政府發放消費券，就是增加公共消費的一種方式。如何才能實現“合理增加”？關鍵是做到“精準”二字。

　　具體來看，政府應當做好前期調研工作，了解消費領域的短板和瓶頸，梳理影響消費者消費意愿的核心問題。調研工作可以由政府委派人員進行，也可以利用大數據實時追蹤公共消費的使用情況。政府以此評估政策實施的效果，及時對政策進行優化和調整，有效促進居民消費。像發放消費券這樣的增加公共消費的行為，應當對商品、商家和居民的消費進行精準識別。文化旅游、娛樂健身、交通運輸等行業具有較長的產業鏈和較多的關聯行業，且可以成為長期消費、固定消費的對象，應該是發放消費券的主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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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微：新發展階段擴大內需的主攻方向

　　客觀地看，我國已經具有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但更好釋放消費潛力依然面臨不少體制機制約束，有效供給和中高端供給相對滯后，促消費方面的一些基礎設施還存在不少短板和薄弱環節。做好下一階段的經濟工作，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把全面促進消費、增強投資后勁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在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打通堵點、補齊短板，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提高供給質量，完善有利于釋放內需的基礎設施，促進商品和服務的供給邁向中高端。

　　一是以促進就業、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為抓手，穩定和提升居民消費能力。二是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為重點，提高供給質量，實現消費提質擴容。三是以現代流通體系建設為切入點，加快形成供需銜接、城鄉一體、內外貿聯通的國內大市場。四是激發全社會投資活力，增強投資增長后勁。五是注重需求側管理，加快建設有利于持續釋放內需潛力的體制機制。

　　原文鏈接：新發展階段擴大內需的主攻方向

　　

　　安寧、朱竑：中國企業走向非洲需有戰略高度

　　中國企業走向非洲，必須將“政治適應、文化融合”落實到企業發展的戰略高度。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其一，強化對國別地緣經濟結構的研判，避免單一企業介入競爭，降低中國在非企業因國別差異、地緣偏見和寡頭壟斷所造成的巨大阻力；其二，強化對國別產業訴求的研判，降低因政權不穩定、國家信用級別低、投資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因素所造成的對企業發展的不利影響；其三，強化對非洲國家法律法規的學習意識，培養熟悉非洲國家法律的人才，通過合法的途徑投資和經營，通過正規渠道處理經濟關系中產生的矛盾；其四，強化企業在非洲的跨文化融合，包括提升企業自身的跨文化管理能力、對于當地文化及宗教信仰給予足夠的理解和包容、提高員工的跨文化素養等。事實上，企業的跨文化融合不僅可以極大地改善企業與當地社會的交流，減少不必要的誤會。更加重要的是，如果能合理利用文化的差異性，如非洲國家民間權威（酋長）的重要社會影響，對于企業發展來說事半功倍。

　　原文鏈接：中國企業走向非洲的機遇與挑戰

　　

　　黃益平：回歸常態經濟增長要重點關注三個方面的政策

　　2021年經濟政策的目標更重要的是讓經濟快速、平穩地回歸“常態增長”，更加可持續地“常態增長”。但這個“常態”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一方面，要回歸到即使沒有大力度的宏觀政策支持也能持續增長的狀態；另一方面，經濟要穩步走向新的發展格局，只有這樣，經濟增長才有可能持續。需要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政策。

　　第一，要有效控制住疫情，在正常生產經營和有效控制疫情之間達成平衡。第二，宏觀經濟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繼續支持經濟增長。第三，推進改革，重建“常態增長”的基礎，推動走向經濟發展新格局。在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會涉及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問題。需要避免的是在后疫情時期形成對政府作用的過度化，資源配置與定價的功能還是應該由市場來承擔。

　　原文鏈接：黃益平:回歸常態經濟增長

　　

　　孔令剛：構建多層次、多渠道的公共文化供給機制

　　公共文化服務是保障居民基本文化權利和需求的關鍵服務。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管理方面資金需求量不斷增加，政府在公共文化事業方面的資金壓力凸顯，加之公共文化服務項目的非營利性特征，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在金融市場獲得資金難度較大。引入市場化機制，借助社會資本和專業機構，通過文化企業和文化社會組織的市場性功能拓寬融資渠道，將公共文化服務逐漸轉向市場和社會領域，可以彌補公共文化服務發展資金不足的困境。在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及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方合作，一方面能夠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使其在發揮作用的同時，讓人民享受到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更高水準的基礎設施；另一方面使社會資本、民間資金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推動非政府主體在市場體系中更好地發揮優勢和創造力，獲得合法收益，實現雙方共贏。

　　借助社會力量，提升公共文化供給能力和服務水平，一些地方和文化企業已聯手開展卓有成效的探索。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積累豐富案例成果，提煉出可復制可推廣的新模式。

　　原文鏈接：構建多層次、多渠道的公共文化供給機制

　　

　　叢志強：激活鄉村傳統手工藝“再生”能力

　　傳統手工藝是鄉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鄉村文化的有力支撐。隨著時代發展，鄉村傳統手工藝與當代生活漸行漸遠。越來越多的設計者開始重新認識鄉村傳統手工藝的價值，并將其與現代設計深度融合，推動鄉村傳統手工藝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鄉村傳統手工藝“再生”能力的根本在于因地制宜，涉足當代生活需求。一些設計者將傳統手工藝與文創設計融合，運用“單技藝+多需求”和“多技藝結合+多需求”模式，打造鄉村文化伴手禮。一些設計者將傳統手工藝與裝置設計融合，構建鄉村新藝術景觀，突破了傳統手工藝只能被用于生產生活用品的固有認知。

　　新鄉村，必然要有新的宜居環境。各具特色的鄉村公共設施是構建宜居環境、彰顯鄉村文化特色的重要載體。一些設計者將傳統手工藝融入公共設計，以村民的公共需求、行為習慣、文化習俗等為基礎，引導村民運用傳統技藝建設和改造出一批“看著養眼、用著舒心”的公共設施。像葛家村中的“葛家椅”“趣玩吧”“千年畫廊”等，是對該村傳承幾百年的壘石技藝的創新運用。在這里，傳統技藝與公共設計相得益彰，盡顯鄉村現代風情。

　　原文鏈接：激活鄉村傳統手工藝“再生”能力

　　

　　張玲玉：近代中國公司法制定背后的富強夢想

　　近代中國公司法的制定以挽救民族危亡、實現國家富強為其目標追求，不斷尋求突破歷史困境，實現國家的繁榮和富強是這一時期公司法變革的歷史基調。清末國人大力提倡集資設立公司，把公司當成國家富強的工具，1904年晚清《公司律》在這一背景下得以產生。民國建立后，以公司為主要力量的工商業在推動革命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商人的利益訴求在立法上體現為民國公司法的不斷修訂。此外，近代中國國力的上升也推動了公司制度的進步，1946年《公司法》對于外國公司在華法律地位的規定是公司法領域對于國家主權的一種宣示。

　　隨著清末帝制的解體，傳統社會的組織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商業的發展讓公司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不僅體現為商人對于辛亥革命的資助，也體現為商人希望通過立法對其利益進行保護。如果說公司的發展和公司制度的創新為國家的建設間接貢獻著力量，那么國家的強大也為公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原文鏈接：近代中國公司法：歷史價值與富強夢想

　　

　　黃立鶴：老年人的語言問題不可忽視

　　進入老年階段后，個體面臨的語言問題主要是由生理性和病理性衰老導致的語言能力退化與臨床語言障礙，以及因社會角色變化形成的語言交際問題。個體在老年階段具有獨特的社會角色，并伴隨相應的心理特點，因此語言溝通與社會交往特征區別于其他年齡段。相關問題涉及老年人在健康醫療、養老照護、樂齡教育、社區活動等情景中的語言溝通，老年人語言交際與身份構建、代際溝通、成功老齡等之間的關系，老年人社會參與及語言欺詐識別，媒體話語中的老年形象構建，特殊群體老年人的語言溝通與社會參與，以及老年人臨終關懷與語言撫慰等。

　　解決老齡語言問題需多方努力。家庭和子女可充分利用語言活動幫助老年人建立積極老齡觀，提高自我認同，并促進社會參與。老年人自身和家人要留意生活中各類語言標志物。如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腦卒中、抑郁癥等疾病均有外顯的語言表現。醫療康養機構、社區和社會組織等應重視通過老年人語言表現來進行某些疾病的早期篩查與評估，開展言語治療等非藥物干預，服務特殊老年群體的語言認知康復，延緩語言能力退化。

　　原文鏈接：當你老了，語言也會衰老嗎？老年人的語言問題不可忽視

　　

　　袁廣闊：考古學視野下的黃河改道與文明變遷

　　黃河向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河道幾經變徙。但是，先秦時期黃河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改道，而是始終走《漢志》河道。文獻中記載的《禹貢》河實際上就是《漢志》河，浚縣、內黃一帶所謂《禹貢》河則是淇河故道。黃河大規模改道從漢代開始，后經2000多年頻繁的改道、遷徙，在下游地區形成6-15米厚的淤積層，徹底改變了先秦時期黃河下游地區一度存在的丘陵、河湖相間的自然景觀，最終形成今天一望無際的平原地貌。改道造成該地區文明化進程中斷，大部分城邑被毀。黃河下游地區數千年來生態、生存環境的變化，表面上與黃河的泛濫、改道、遷徙有關，但實質上是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所致。

　　雖然歷史文獻對黃河故道的走向、改道有一定記載，但多語焉不詳，學者們的研究抵牾之處頗多。此外，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表明夏商文明的變遷與黃河改道關系密切。有鑒于此，我們以考古發現為基礎，結合歷史學、歷史地理學、地質學的研究成果，對先秦時期的黃河下游河道改道與早期文明的變遷等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原文鏈接：考古學視野下的黃河改道與文明變遷

　　

　　戴建國：宋代特別法與唐法典譜的關系

　　宋代規模宏大的特別法源流是多元的，唐式、唐留司格中的特別法開宋特別法之源。宋代除了承襲借鑒唐、五代特別法之外，更多是根據自身施政的需要，獨立制定了一系列特別法。特別法多取皇帝的詔敕修纂而成，其效力位階不再像唐式那樣低于令。元豐七年改革法典修纂體例，始分編為敕、令、格、式四種形式，除了普通法外，特別法也可分敕、令、格、式。在新的法律體系構建中，唐式中適合宋制的特別法譜系被傳承唐令內容的宋令所吸收。至此，宋代新的法律體系和普通法、特別法二元結構正式形成。

　　宋前期，除了沿用唐式、唐格之外，宋還陸續修有本朝特別法，如《支賜式》十二卷、《官馬俸馬草料等式》九卷、《馬遞鋪特支式》二卷、《熙寧新定時服式》六卷、張敘的《熙寧葬式》五十五卷。值得注意的是，唐式和唐令入宋以后仍為當時在行有效的法典。

　　如果將宋代的法律體系按結構區分為兩大類，是稱為海行法和特別法好，還是叫普通法和特別法好呢？筆者傾向于后者。因為“海行法”很容易與“海行”之法混淆起來。如宋有“海行一司敕”之說，神宗曾詔“諸房創立或刪改海行一司敕，可并送法司及編敕所詳定訖，方取旨頒行”。這里的“海行一司敕”，不屬于在全國范圍內官府普遍適用的普通法，因此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海行法，而只是在全國通行的某一官司的特別法。所謂海行法，即普通法，是指在全國范圍內適用、涉及面泛而廣的法。反之，特別法即專為特定事項、特定官司而立的法，以及局限于一定范圍內實施的法。兩者應當區分開來。因此，用普通法和特別法來劃分宋代的法典，或許更便于我們全面認識和研究宋代的法律。

　　原文鏈接：宋代特別法的形成及其與唐法典譜系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