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濤：治理現代化關鍵在于“數治”化

　　“數治”，就是依數而治、循數而治，即憑借有效的收集、分析和處理數據來治理國家以及實施相對應的數據治理。“數治”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數據治理，它是一種思想理念，如同法治、德治一樣，“數治”也是一種治國方略和社會調控方式。數治之“數”，并不是傳統意義的數據，而是指在互聯網普及之后，因為數碼化而記錄、積累成為可供計算機快速提取、分析的大數據，以及由此形成的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集成及迭代。

　　依托“數治”重塑治理方式。確立“數治”作為新時代治理方式，大力倡導依數而治、循數而治，緊緊抓住數字革命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貫徹數字中國戰略，充分發揮中國在新時代的“數據優勢”，驅動治理方式的根本變革，提升治理效能，盡快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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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力是文明的基礎和動力。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建立在先進生產力基礎之上的文明。但是，沒有自然界提供的勞動要素，生產力便會成為“無米之炊”。勞動加上自然界，是一切財富的基礎和來源。先進生產力不僅是在持續的自然生產力基礎上實現經濟生產力永續發展的生產力，而且是按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原則和方向發展的生產力。只有以此為經濟基礎，才能保證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永續性。

　　原文鏈接：夯實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生態基礎

　　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實現鄉村振興勢在必行。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人才振興，進一步加強對農村實用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在新征程上發揮其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助推器”和“領頭雁”作用，對于帶動農民群眾更堅實走好致富路、走上鄉村振興康莊大道有重要意義。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需要進一步打造農村實用人才培養新模式，營造良好培育環境，創新培育手段，構建起農村實用人才教育體系，為鄉村振興奠定良好人才基礎。

　　原文鏈接：大力培養鄉村實用人才

　　第一，依法認定零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一般可以根據雙方的約定來確定是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而對于雙方約定不明的，可以根據事實勞動關系中的勞動報酬來認定，如果是固定薪酬的認定為勞動關系，如果是計件薪酬的視為勞務關系。

　　第二，完善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可以根據兩種方案進一步完善現行勞動法。第一種方案，考慮進一步擴大非全日制用工的范圍，將零工勞動納入其中，并將非全日制用工的保護制度具體化。第二種方案則是改革擴大既有勞動關系的范圍，將零工勞動這種新型用工關系與非全日制用工并列。

　　第三，建立適應零工經濟需求的社會保障體系。在社會保險法中明確零工勞動者必須參保，可以給予相應比例的社保補貼，同時，放開在就業地參保的戶籍限制，提高勞動者參保的便捷性和積極性。

　　原文鏈接：零工經濟發展，勞動法如何應對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不少近代史研究者接受書寫“勞動人民歷史”的理念，并實際投入歷史調查，獲取普通民眾史料。中國近代史領域社會歷史調查的興盛，不能僅僅歸因于自上而下的組織推動，并非史學“政治化”的產物，主要在于唯物史觀中的核心——“人民史觀”在近代史領域的深切體現。通過歷史調查，近代以來下層民眾反抗斗爭的史料被大量挖掘出來，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書寫的重要史料依托。唯物史觀給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帶來了意義深遠的影響，書寫“勞動人民的歷史”成為激動人心的口號，贏得了大多數近代史研究者的衷心服膺。20世紀50年代，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之所以形成重視近代民眾反抗斗爭、重視社會歷史調查的基本面貌，也源于唯物史觀的內在邏輯。雖然如今近代史研究理論方法趨于多元發展，但我們必須牢牢堅持唯物史觀對歷史研究的指導。

　　原文鏈接：眼光向下：書寫“勞動人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