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承志：城市更新要善待歷史記憶

　　當前，我國城鎮化率超過60%，已經進入相對成熟的階段，城市發展方式正在從外延式增長向更加重視質量的內涵式提升轉變。這種轉變要求城市更新要“善待”城市歷史記憶。

　　其一，城市更新是一個涉及多方利益的復雜互動過程。如果不堅持應留盡留的原則，城市的歷史文化保護和記憶守護就可能因為多方利益的復雜博弈、商業資本的逐利傾向、個別城市管理者的短期政績導向而難以得到落實。應留盡留的原則為城市歷史文化的延續、歷史建筑的保護和特色風貌的守護劃定了明確保護線，為城市歷史記憶的保持提供了可操作規則。

　　其二，城市記憶具有時間性、空間性和主體性。在時間上，城市記憶縱貫城市的歷史；在空間上，城市記憶遍布城市的每一地段；在主體上，城市記憶為所有城市居民所承載。這就使得城市記憶具有與城市歷史、空間、文化聯系在一起的整體性，只有堅持應留盡留的原則，才能在城市更新中保持屬于城市和城市居民的完整記憶。

　　其三，城市記憶具有載體形態的多樣性、動態性。眾多歷史建筑、老街區、舊居住區、舊廠區、舊商業區以及古井、古樹、古橋等歷史遺存都可能作為城市記憶的承載體。隨著時間的遷移，城市記憶的新承載體會不斷出現。只有堅持應留盡留的原則，城市更新中一些與城市記憶守護相背離的行為才不會出現，例如，不會隨意拆除、遷移具有保護價值的歷史建筑，不會破壞傳統城市格局和街巷肌理，不會隨意拉直拓寬城市道路，等等。只有堅持應留盡留的原則，在城市更新行動之前對可能的城市記憶承載體科學評估，并根據情況采取相應措施，才能切實守護住城市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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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文化公園”是一個全新的提法，其立意十分高遠。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是國家依托深厚的歷史積淀、磅礴的文化載體和不屈的民族精神，著力構建和強化中國國家象征，對內強調民族化和本土化，服務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外適應國際化和普遍化，促進世界文化之間的交往和文化多樣性的保有與存續。

　　立足概念本身，“國家文化公園”至少涵括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是強調整合一系列文化遺產后所反映的整體性國家意義；其次是由國民高度認同、能夠代表國家形象和中華民族獨特精神標識、獨一無二的文物和文化資源組成；再次是具有社會公益性，為公眾提供了解、體驗、感知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以及作為社會福利的游憩空間，同時鼓勵公眾參與其中進行保護和創造。黃河、長城、大運河、長征，無一不具備“國家”“文化”和“公園”三重屬性。

　　“公園”是基本定位。既然國家文化公園代表著“國家”的頂層設計，意在展示宏觀格局；“文化”體現了本質屬性，貴在強化情感關聯，那么“公園”則是權屬表達和空間限定，擁有不可替代的復合功能。因此，國家文化公園必須以文化、生態資源保護為前提，利用文物和文化資源外溢輻射效應，合理布局旅游業，通過文旅融合，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和生態建設協調發展。

　　原文鏈接：什么是國家文化公園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戰略部署；“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浙江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著力縮小收入差距提出了具體意見建議，特別是賦予浙江建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試驗區”的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八八戰略”實施以來，浙江實現了從經濟大省到經濟強省、從基本小康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躍升。“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在以浙江為代表的東部地區得到了成功實踐。《意見》明確了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四個戰略定位：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先行區、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引領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試驗區、文明和諧美麗家園展示區。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一直是改革中“難啃的骨頭”，因此，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布局中，謀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試驗區建設具有特別重大意義。

　　從長遠來看，在浙江建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試驗區，最終是為在全國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路。因此，要按照《意見》提出的“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原則，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時需要注意到，浙江與其他省份省情不同，發展基礎不同，要注重研究改革推動所依賴的條件，發現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問題，逐步形成全國層面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

　　原文鏈接：建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試驗區助推共同富裕

　　當前，西方國家疫情難以控制，美國疫情更是出現加速蔓延態勢。據報道，今年7月5日，全美有19%的人口生活在高風險地區，到8月9日這一比例已暴增至98%，也就是說98%的美國人生活在疫情高風險環境。美國等西方國家醫療條件先進，但疫情卻加速蔓延，除變種病毒傳染力強、疫苗免疫效果不如預期等技術性原因外，個人主義泛濫是導致西方疫情防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反智主義的社會根源。美西方國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統治可謂無處不在，它不僅主宰經濟、掌控政治，還直接參與社會價值觀塑造。從經濟角度看，資本統治建立在剝削和壓榨他人勞動成果基礎之上；從政治角度看，它建立在少數資產階級統治多數勞動者之上。因此，資本的統治是一種“做得說不得”的政治秘密。為了維持非正義的經濟剝削和階級專政合理化，使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其價值觀必然是顛倒黑白、混淆主次的反智主義。

　　個人主義價值觀迷惑性大、危害性強。在各種反智主義觀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強的就是個人主義價值觀。從理論上說，個人主義凸顯共同體中個體的價值、尊嚴和權利，相比于封建社會的依附性社會關系，無疑有其歷史進步性。然而，個人主義本體論的缺陷顯而易見，并在實踐中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首先，掩蓋和放任資本剝削勞動者的不平等生產關系。其次，個人利益高于社會利益，最終導致“整體利益最小化”。再次，整個社會一盤散沙。

　　疫情暴露反智主義價值觀的缺陷。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典型的公共衛生危機，新冠病毒的殺傷范圍不分國籍、種族、階級。因此，應對疫情最需要的就是實事求是的科學主義精神，以及朝野同心的集體主義精神。遺憾的是，面對疫情，西方政客不是向病毒專家和防疫專家求教解決之道，反而回避矛盾，到處甩鍋，并乞靈于各種旁門左道。

　　原文鏈接：個人主義泛濫使美西方國家疫情雪上加霜

　　近年來，我國的法學研究，尤其是國際法學研究十分重視和強調國際視野。最直觀的表現就是許多法學院大量引進具有海外學術經歷的中青年學者進行國際法教學和研究。的確，數年的海外研究或求學經歷往往使得這些學者能夠更容易憑借自己的語言優勢翻譯、研究、介紹、比較和引進西方的國際法治理論和制度，并生產出相當數量的學術成果。然而，這就表明我們的國際法研究具備了國際視野嗎？在建立中國國際法研究的國際視野時，我們恐怕需要注意區別國際法研究中的國際視野與西方中心主義視野。

　　區別國際視野與西方中心主義視野的關鍵，是厘清國際法中的“國際性”與“西方性”。“國際性”是國際法的本質屬性。但是，國際法真的“國際”嗎？它真的是由全人類共同創造出來并規制世界各國行為的法律嗎？倘若了解其發展歷史，便知并非如此。

　　從實然的角度來看，現代國際法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的確長期以西方為中心。這種西方中心主義固然是因為西方在國際法研究領域中“先入為主”，但更是因為西方世界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現代國際法與西方勢力的全球擴張相伴而生。國際法在形成和發展中產生的各種理論、制度和實踐，大都是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權力關系中構出并維護和強化了這種關系。西方通常在國際合作中處于優勢地位，以自己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偏好為基準定義了什么是國際法中的“真理”，并將這些標準通過教育、學術研究等媒介根植于人的意識之中。然而，西方國際法理論和實踐發展至今，仍無法妥善解決恐怖主義、環境污染、種族沖突等全球性問題。近年來，即使西方國家自己也在懷疑和批評一些曾經備受推崇的國際法治理念和制度。

　　綜上可知，即使是從實然的角度而言，“西方性”也不可能等同于“國際性”。當下國際社會中的諸多“黑天鵝”事件和“灰犀牛”事件，暴露了西方中心主義式的國際治理模式的弊端。換言之，主要依據西方理論和經驗建立起來的傳統國際法治模式已無法適應日趨多極化的新型國際發展格局。

　　原文鏈接：國際視野不等于西方中心主義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