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瑜勝：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需要補齊哪些短板

　　補齊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人力資源短板。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鄉村振興正面臨著人口總量、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兩少一多”的短板，存在產出和支出失衡帶來的社會資源擠壓風險。同時，人口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進一步集聚，欠發達地區、城市群較少地區鄉村振興所需的農村人力資源短缺更加明顯。必須進行一系列社會政策和產業政策調整，增加農村人力資源總量、優化農村人口年齡和地區分布結構。

　　補齊農村自治能力不高帶來的鄉村治理短板。鄉村振興的主體是廣大農村居民，鄉村治理的主體也必須是廣大農村居民。創新鄉村治理體系首要的是盡快調動和提升廣大農村居民參與鄉村治理的意識和能力，實現早參與、早治理、早受益。

　　補齊城鄉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社會發展短板。實現鄉村振興，就是要改變過去重經濟輕社會發展模式，堅持和貫徹新發展理念，不斷加強黨對農村發展工作的全面領導，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盡快改變農村地區發展的失衡狀態，努力朝著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方向邁進。

　　補齊農村居民小農意識帶來的社會觀念短板。一些農民由于傳統社會觀念，對將土地、宅基地、房屋等閑置資源交給商業資本運營信任不足，或者不愿意簽署長期托管和運營協議，一方面影響了商業資本對農村閑置資源的市場化再利用，另一方面也影響了農民自身的財產性收入獲得。這種社會觀念短板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要借助政府和農村集體的力量，利用社會信用體系，為農村居民吃上“定心丸”，最大限度挖掘農村土地資源和農民資產潛力，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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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小花：完善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立法體系

　　當前我國自然與文化遺跡保護形勢堪憂，尤其是其精華部分——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經常遭受人為破壞。此外，《自然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條例》等行政法規，以往均由不同主管部門來起草，多少會受到部門利益及職權分割的局限，而通過制定國家層面法律，可以彌補現行多部門主導立法所形成的規范割裂和沖突，為地方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中央層面的法律依據。

　　在堅持立法專門化的前提下，盡管自然與文化遺產二者在保護理念、方法上存在諸多不同，但是自然與文化遺產的一體化保護既體現了國際條約精神，也符合現實保護需求。現實中很多遺產資源是文化因素與自然因素的綜合體，比如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對其保護也往往合為一體。因而建議整合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價值理念，適時出臺統一的專門性立法。當前形勢下，可以抓住自然保護地立法尤其是《國家公園法》立法契機，在其中加強自然與文化遺產資源保護相關規范，為今后出臺專門立法奠定基礎。

　　通過法律個別化原則完善自然與文化遺產的立法保護體系，除了有合理順暢的監管體制支撐之外，還需明確基本的原則理念，以此為指導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第一，在處理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關系方面，堅持保護優先、以開發促保護的原則。第二，在保護的方式方法上，堅持分級分類和科學保護原則。第三，從增強保護實效的角度，堅持經濟激勵與責任約束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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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忠：數字經濟賦能構建新發展格局

　　當今世界，以數字科技及其應用為代表的全球第四次產業和技術革命方興未艾，預示著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廣闊前景。以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帶動產業部門、區域結構優化，實現國民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是我國“十四五”時期乃至今后更長時期的戰略路徑選擇。

　　塑造中心節點。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進程中，我們必須反復強調數字經濟發展緊扣實體經濟的需要，著力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

　　形成戰略鏈接。加強國內創新、國際協同，通過數字化資源要素流動、科技研發合作與國際投資“并購”、產品服務貿易形成主動靈活的對外戰略鏈接，增強這些領域與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黏合度”。

　　打造應用場景。我國應當充分利用國內龐大市場與工業體系相對完整的有利條件，借勢數字經濟發展打造全球最為開放優化的營商環境，形成最佳的資本和產業技術集成融合的“應用場景”，實現科技自主創新與國際協同策源相結合，構建國內國際產業技術經濟的新發展格局。

　　提升轉型動力。保持數字經濟在產業部門之間、區域之間的充分、平衡賦能。此外，還應強調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開放性，保持和增強整體產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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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尚書：國潮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包裝

　　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商品成為消費時尚，人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國潮”。國潮作為現代時尚景觀中的獨特呈現，其創意來源于優秀傳統文化，外在形式則吸納并融匯了當代大眾審美。

　　在后現代社會，商品不再是僅有使用價值的物品，而更具有符號價值，人們消費某種商品，更多是為了獲得商品所承載的符號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購買和消費國潮產品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更是一種文化行為。

　　國潮不是一種簡單的包裝，而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審美的深度融合，是一種精神哲學和文化信仰。國潮產品要想獲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在對傳統文化認知、理解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其進行深度提煉萃取，同時還需要在產品設計之初就解決好“體”與“用”的關系，即傳統文化到底是品牌營銷的策略手段，還是產品應該具有的內在品質。如果把傳統文化當作創造經濟價值的手段，把國潮產品生產等同于一般的工業化制造，那就矮化了國潮的社會價值與精神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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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仁榮：德性司法理論克服規則局限

　　德性倫理學可以為我們提供理論靈感，助力我們構建一套德性司法理論。從寬泛的角度特別是從古典學視角來看，法學與政治學等學科應當從屬于倫理學，因為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建構是為了幫助公民實現至善、實現個人福祉。在當今倫理學理論中，德性倫理學是一個備受關注和具有前景的方向。德性倫理學的興起是為了扭轉倫理學中規則主義導向和后果主義導向的局限性，將正確道德行為的判斷標準重新調回到行動者本身之上，主張應當培養行動者本身的德性與修養。而德性的培養離不開習俗、傳統、社會制度與規則的約束，也離不開個人反思及道德情感的熏陶。依照德性倫理學建構德性司法理論，其重點是重新將法官置于裁判案件的核心地位，注重法官個人德性修養、信任法官的道德正義能力，進而通過法官的實踐智慧實現個案正義。

　　德性司法理論可以克服守法主義對法律規則的迷信、破除將法律制度視為封閉而獨立的規則工廠之謬論。首先，法官作為個體和裁判者，受到社會習俗、制度、法律規則的浸染，反過來又對其產生影響。因此，信任法官的獨立裁判能力就等于破除法律系統的封閉。其次，法官應當依法裁判，但并不意味著規則成為一種絕對約束，反而是法官在裁判時理解正義的重要指針。規則的運行應當仰賴法官的道德理解，包含法官對規則實質內涵的道德解讀。這不等于法官裁判就將走向道德恣意，道德是社會長期存在且穩固的規范，受社會的廣泛認同力和辨識度支撐，因而并不會為法官意志所左右。

　　德性司法理論不否認法律的不確定性，不過這種不確定性不會真正威脅到法治，只要采取一定方式特別是借助法官特定的推理和解釋技藝就可以彌補。德性司法理論克服后果主義難題的優勢是，它不再要求司法裁判完全考量社會效果，但也必須對社會效果有所取舍。取舍標準需訴諸法官自身的道德判斷。法官對裁判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會有所考慮、有所預見，但他們可以根據自身的道德理解、德性做出區分并有所側重，在德性指引下理解規則、考量后果，最終判決在客觀上也最為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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