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秀云：改革退休年齡和養老金政策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目前，全國31個省區市相繼召開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征求意見工作會議，改革退休年齡已經箭在弦上。但是，延遲退休年齡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漸進式改革要經歷若干年的過渡期；另一方面，改革的推進依賴于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以保持政策延續性和政策調整前后的有序銜接和平穩過渡。

　　第一，提高法定退休年齡，逐步建立依據預期壽命變化的退休年齡自動調整機制。“小步慢走、彈性實施、強化激勵”的政策思路已經定調，漸進式、彈性退休贏得了共識，并形成了諸多延退方案。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20：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和政策》建議，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2020年到2025年，將女性職工退休年齡逐步提升至55歲，女性公務員退休年齡調整至60歲；第二步，自2025年開始，逐步實施彈性退休年齡制度，用5—10年時間將全額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逐步提升至65歲。大部分方案均按照“女快男慢、最后男女同齡退休”的思路進行設計。除了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外，還應逐步建立起根據預期壽命，特別是健康預期壽命變化，對退休年齡進行自動調整的機制。

　　第二，運用經濟手段形成調節退休年齡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從剛性的強制退休到彈性退休是大勢所趨。類似于多數國家的彈性退休制度，養老金待遇發放要體現“早減晚增”的獎懲機制，設定領取全額養老金的標準退休年齡，以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最低和最高退休年齡，結合最低退休年齡，對提前退休政策進行調整。當條件成熟時，可以考慮將退休年齡與養老金領取年齡分離。

　　總之，退休年齡和養老金政策改革的目標就是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障礙，為低齡老年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持續就業提供正向激勵。同時，為規避家庭照料對低齡老年群體延遲退休的影響，應進一步完善長期照護保障制度、托育服務體系建設。

　　【本文系上海市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雙降’背景下上海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的潛在缺口及財政風險研究”（項目編號：2019BGL006）研究成果】

　　原文鏈接：如何促進老有所為收獲“長壽紅利”

　　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應根據鄉村人口流動趨勢和需求變化進行總體謀劃，按照縣—鄉—村格局有重點、分次序地科學推進。首先，要把縣城做強，持續強化縣城綜合服務能力和經濟帶動能力，推動有條件的縣城有序擴容提質，以縣城產業發展為引擎，延伸農產品加工鏈價值鏈，完善功能配套，引導農村外出人口加速集聚，形成工農互促、城鄉融合、共同富裕的發展新格局。其次，要把鄉鎮做優，加強經濟發達鎮、重點中心鎮和特色小城鎮的建設規劃，優化提升鄉鎮的基礎設施水平與公共服務能力，把鄉鎮建設成為服務農民的區域支點。最后，要把鄉村做美，加強美麗鄉村建設，聚焦農民群眾最急迫解決的現實需求，著力解決農村教師緊缺、醫務人員不足、社會化養老服務欠缺等突出問題，持續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讓鄉村更加宜居。

　　原文鏈接：鄉村建設行動，著力點在哪？

　　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可持續發展不僅要關注社會整合的形式框架（“硬件”系統），更要關注構成社會整合內容的人心凝聚效應（“軟件”系統）。加強社會凝聚力建設，應盡快列入黨和國家的政策議程。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社會穩定的長期實踐，為研究社會凝聚力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寶貴的經驗，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第一，中國社會凝聚力建設是在一個相對同質的社會中進行的。第二，中國文化中深厚的集體主義傳統與社會凝聚力建設具有天然的親和力。第三，中國社會凝聚力建設可以依托于層級組織結構，具有清楚的組織目標。第四，中國社會凝聚力建設具有良好的微觀社會基礎。第五，中國社會凝聚力建設是在黨的領導和組織下進行的，能夠避免凝聚力在某些群體內過強而導致的負面影響和與其他群體之間的沖突。

　　原文鏈接：堅定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筑牢美好社會基礎

　　我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生物多樣性受威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近些年，隨著生物資源開發利用活動和前沿生物技術的發展，涉及生物安全的動植物和微生物遺傳資源流失、外來物種入侵、轉基因生物安全風險等問題日益凸顯，由生物因素引發的各類安全威脅呈現出復雜性、多樣化特點，對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安全及生物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一是外來入侵物種防控形勢不容樂觀。我國是全球遭受生物入侵威脅最大和損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目前已發現600多種外來入侵物種，其中219種已侵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對生物多樣性、農林業生產造成嚴重影響。草地貪夜蛾自2019年侵入我國西南、華南地區，目前已在全國20多個省份的1300多個縣級行政區發生，受災面積1000多萬畝。近年來，放生等活動造成的外來物種入侵導致入侵途徑更加復雜多樣，監管和防控工作難度也進一步加大。

　　二是前沿生物技術帶來新的環境安全隱患。以基因編輯、基因驅動、合成生物學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術在產生巨大經濟效益、造福人類的同時，帶來的潛在健康和環境安全風險備受國際社會和輿論關注。例如：某些經過遺傳修飾的物種，在環境釋放后可能會對野生種群具有較高的入侵性，進而對遺傳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產生不可逆的影響。一些轉基因生物中的外源基因具有較高的抗生物脅迫(如抗蟲、抗病)和抗非生物脅迫(如抗旱、耐鹽堿)能力，這類轉基因一旦隨著基因流漂移到栽培作物的野生近緣種群體，有可能對野生種質資源及生物多樣性帶來潛在不利影響。

　　三是物種多樣性喪失趨勢尚未遏制，特有遺傳資源流失嚴重。《中國生物多樣性紅色名錄》評估顯示，我國高等植物中受威脅物種占評估物種總數的10.9%，脊椎動物受威脅比例達到21.4%。野生稻曾經廣泛分布于長江以南地區，由于土地用途改變和人類活動的擴張，許多野生稻原生境逐漸消失。此外，我國原產的許多重要生物遺傳資源流失海外的情況仍時有發生。

　　原文鏈接：加強風險防控，提升生物安全管理水平

　　美國自詡為“自由帝國主義”，但其最主要的國際法實踐不是維護真正的“自由”，而是以其他國家的“不自由”與“不平等”為代價濫用制裁，以至于人們逐漸將美帝國與“制裁”等同。

　　“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本是過時的殖民主義產物，中國就曾飽受其害，司法主權遭受嚴重侵蝕。但二戰之后美國卻在國際法實踐中復興了這一落后遺產，將其堂而皇之地納入國內法部門的“對外關系法”(Foreign Relations Law)范疇，以國內法直接制裁外國國家、外國企業和外國國民，此即所謂的“長臂管轄”，屬于缺乏國際法授權與正當性的不法行為。而美國將其濫用制裁的國際法實踐也稱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并對國際法原則與制度進行一種“美國中心主義”的解釋和利用，從而成為二戰后國際法秩序最大的破壞者，其全球治理的“霸道”邏輯與行為昭然若揭。

　　原文鏈接：中國“王道”思想何以成為國際法秩序異化的替代性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