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2期】王蕾、謝尚蕓、王春英：國家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鄉村社會治理機制的建構

　　國家治理重心下移，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因應社會轉型和社會結構變遷所采取的一種組織性調整。治理重心下移和強化基層社會治理，成為中國新時代社會治理創新的關鍵詞。隨著國家治理重心的下移，我國鄉鎮一級政權的治理接點地位不斷強化。鄉鎮政府的治理對象主要是村莊，政策任務基本是關涉村民利益的村務。建立鄉村責任共同體，實現政策動員的常態化與穩定性，是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一，建立健全實體化的鄉村干部共同體。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基層“帶頭人”隊伍和“三農”工作隊伍建設越來越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各地黨委、政府也相繼出臺了遴選、扶植和培養鄉村領導干部的系列政策、舉措。為彌合村主職干部間的競爭，通常采取將經濟實力強的村主任培養成黨員或實行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一肩挑”，借助基層黨組織紐帶來強化鄉鎮政權對村級組織的全面領導。

　　第二，逐步形成一套技術化的組織動員規范體系。在村干部的組織身份和目標明確情況下，鄉鎮黨政部門對村干部的行為實行技術性約束，其主要包括四種制度的設計與執行：坐班制度（即：按照鄉鎮政府工作人員的標準，要求各村主職干部必須坐班，若請假需向鄉鎮黨委書記和鎮長申請，批準后才能離崗）、會議制度（即：開會是鄉村政策動員的有效方法，會議形式要多種多樣，充分發揮不同會議的作用）、干部聯系村制度（即：包村或駐村干部是政府在村莊的代表，是政策的委托方，一方面監督村干部的政策執行行為，有助于預防政策執行的異化；另一方面，包村或駐村干部又需要依靠村干部提高政策執行效率）、目標管理責任制（即：以構建目標體系、量化考核與考評獎懲形式，規范村干部政策執行方向與進程，約束其政策行為）。

　　第三，充分發揮政治倫理的潤滑作用。在鄉村政策動員中，首先要借助民本政治倫理，將“執政為民”觀念嵌入鄉村治理制度，賦予基層權、責、利非均衡制度安排以合理性；其次，從政治覺悟、政治態度和政治站位等高度，對村干部的政策執行行為實現政治統合，實現自上而下權力和技術支配的合法化；再就是通過廉政觀與公正觀的培養教育，營造“不計私利、一心為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策氛圍，化解政策動員中責任壓力與激勵機制不匹配問題，確保政策動員的有效性。

　　原文鏈接：國家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鄉村社會治理機制的建構

　　數字經濟的社會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數字化平臺，它搭建的基礎設施支撐著多領域的普惠發展。數字化平臺使普惠經濟貿易得到發展，比如淘寶等中高平臺，它可以滲透到很多偏遠的地方，現在中國已有幾千個“淘寶村”、“淘寶鎮”，很多都在偏遠地方，過去完全想象不到的草根創業創新活力在農村活躍起來。

　　另外一個大的視角是數字化平臺對中國行業、社會、民生的普惠效應顯著體現出來。比如說行業領先者帶動整個行業共同發展，并不是說某一個企業做大以后，贏者通吃，別的企業沒有發展空間了，它帶動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可以共同發展。還有平臺與技術雙驅動，帶動創新扶貧工作，它的作用更是值得充分肯定。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期而至,其關鍵在于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精準扶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制勝法寶。而數字化支撐精準扶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原文鏈接：數字經濟能帶來哪些經濟與社會價值？

　　第一，基層政權治理能力建設要求基層干部持續提高政治站位。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基層干部作為“一線指揮官”，其政治站位必然深刻影響基層政權的治理效能。基層干部要堅定政治立場，旗幟鮮明“講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把黨性融入到血脈里，把黨魂熔鑄在精神中，在錯綜復雜的內外部環境和矛盾關系中找準政治定位，成為愛黨、言黨、憂黨、為黨的堅強力量。

　　第二，基層政權治理能力建設要求基層干部善于開展群眾工作。基層政權與基層群眾之間的良好互動，是發展基層政治的必然要求，是促進基層民主的重要內容,是對群眾路線的有效貫徹。在基層治理中，要聽民聲、察民情、解民憂，緊緊圍繞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開展工作。基層干部應堅持問計于民。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第三，基層政權治理能力建設要求基層干部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基層政權治理的有效性根植于便捷的公共管理和精準的公共服務。一方面要提高干部公共決策能力，使制定出的舉措既“接天線”，又“接地氣”；另一方面，要提高行政執行能力，讓政策執行既“不跑偏”，又“不走樣”。

　　第四，基層政權治理能力建設要求基層干部更加重視風險治理。基層政權的穩固直接關系到國家政治安全。基層政權直接面對社會生產生活具體實踐，基層干部往往需要應對自然災害、公共衛生、生產安全等各種突發事件，必須提高識別“黑天鵝”“灰犀牛”等事件的能力，提高應急處突能力，及時化解危機事件的“多米諾效應”與“蝴蝶效應”，避免各類政治風險和公共性風險的產生。

　　原文鏈接：準確把握基層政權治理能力建設新要求

　　所謂生物戰爭，即是指在目前世界各大國核威懾均勢的現實背景下，以高度發展的生物技術手段為依托，以具有高傳播性和致病致傷率的生物軍事武器為主要武器，以有限征服、技術壓制等生物戰指導思想為主要作戰思想，以生物恐怖襲擊、靶向基因武器、疫苗攻擊、散布疫情等生物戰手段為主要作戰手段，在微觀的生物領域所展開的一場以奪取“制生權”為核心，以破壞和維護國家生物安全為目的的軍民共同參與的總體性戰爭，是一種高度依賴生物技術和生物資源的新型戰爭形態。

　　目前人類在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和基因工程等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領域，生物科技仍然處在飛速發展，各種顛覆性創新成果不斷產出的黃金時期。而依托于生物科技的迅猛發展，生物武器的戰爭潛力無疑也是在與日激增。再加上生物武器自身具有的前沿性、隱蔽性、擴散性和低成本等特點，勢必會導致生物武器這種擁有摧毀特定種族和國家并摧毀人類整體能力的武器形態在未來戰爭中被廣泛使用。而一旦生物武器的獲取和使用突破某個特定界限，爆發了全世界范圍內的生物戰爭，勢必就會導致人類整個族群的滅亡和全球生態危機的出現。

　　原文鏈接：世界生物戰爭的可能及其危害

　　第一，完善落實防止返貧監測幫扶機制。通過統籌完善健全針對于弱勢群體的防止返貧監測幫扶機制，把返貧以及返貧邊緣人群數據納入大數據監測體系。基于現行相關措施，在對識別、內涵、層級化、物質化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治理，在構建完整的組織保障上作進一步探討研究，統籌信息，確定預警檢測范圍，構建自上而下的監測預警機制，針對發現的因災因病因疫等苗頭性問題，及時落實社會救助、醫療保障等幫扶措施。

　　第二，促進脫貧人口持續增收。促進脫貧人口持續增收，要發展特色產業。在發展特色產業的過程中，要推行以政府為主導、以農民為核心、以企業與金融為支撐的防返貧產業體系，要利用互聯網以及物聯網等相關渠道，構建融合體系，發展“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等多形式、多規模相契合的新型農業，促進農業生產產業鏈與價值鏈的延長，保證每個脫貧村都有主導產業、有帶動企業、有穩定的增收渠道，把“輸血”式防返貧變為“造血”式防返貧，徹底阻斷規模性返貧現象的發生。

　　第三，增強脫貧地區自我發展能力。針對各地安置點的規模，在對社區的服務機構進行設置時，要結合易地搬遷的具體現實，對安置區的建設規模以及管理方式等進行考量，適當對安置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完善，促進安置群眾與原生居民實現社會融合，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要合理引入社工服務模式，引導搬遷居民樹立正確的意識，讓其在新的生存環境中有“獲得感”與“主人翁”的歸屬感，增強自我發展意愿。

　　原文鏈接：守住“底線”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