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期】王愛麗：為什么要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導向

　　當前，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面臨減速停滯的危險，制造業比重下降導致勞動力流向生產率低的第三產業，出現了生產率和工資相背離的現象。蔡昉據此指出，從宏觀政策層面，唯有社會保護托底，才能充分利用“創造性破壞”機制促進勞動生產率模式轉化，特別是才能有效避免以穩就業為借口為低效率企業提供保護帶來的負面效應。要在政府提供公共就業服務的過程中，強調以勞動者和企業的需求為核心，突出與企業、高校、社會等多方力量攜手聯動，以提升勞動力市場供需匹配度，確保社會保護托底；在各類政策的制定和評價中充分考慮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將就業優先政策落實成效列為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核心內容和重點任務，以有效防止出現大規模失業風險，確保社會保護托底。

　　在高質量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導向，通過高技能人才牽動、新就業形態拉動、大項目驅動、創業帶動等就業計劃實施，釋放出政策疊加的倍增效應，使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成為民生改善的“壓艙石”、經濟企穩的“助推器”、社會穩定的“風向標”、共同富裕的“定盤星”。

　　原文鏈接：聚焦就業優先 宏觀政策提質加力

　　近日出臺的《“十四五”促進中小企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明確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要實現“服務供給能力全面提升”的總目標。其中，政務服務重點是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讓企業開辦和注銷更便利；完善政務信息發布渠道，建設綜合性服務平臺等。市場化服務重點是探索建立激勵和效果評價機制，促進擴大供給，滿足不同企業需求。社會化公益服務重點是探索建立規范成熟的志愿服務和公益性服務模式。此外，還明確要加大中小企業海外服務體系建設力度。

　　針對服務供給能力不足的短板，《規劃》還設立了“中小企業服務機構能力提升工程”，并提出要加強中小企業合法權益保護。例如，健全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和應急救援救濟機制，暢通訴求表達渠道。鼓勵產業鏈上中下游融通創新，引導大型企業開放場景應用、共享生產要素、搭建共性平臺，形成協同優勢；支持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發揮政策集中、要素集約、服務集成等功能，培育特色化、專業化競爭性優勢。

　　原文鏈接：為中小企業提供更有效服務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是一個有機整體，既高度耦合、不可分割，又各有側重、相互支撐。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必須遵循的首要原則，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才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強政治保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集中體現了黨的性質和宗旨、初心和使命，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堅持新發展理念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堅持改革開放凸顯了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要把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推動改革落地見效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只有從系統觀念出發，才能全面協調推動各領域工作，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要深入理解、完整把握這些原則，努力完成“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

　　原文鏈接：深刻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

　　對于“學派”的解釋，學術界見仁見智。有學者在談到“什么叫做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流派”時，提出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是指一些在理論觀點上基本—致，分析方法上基本一致，政策主張上基本一致的經濟學家們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派別。也有學者稱，“學派”是指在某一學科領域內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較系統的理論預設、研究進路和基本觀點的學術共同體。還有學者認為“學派”是指，具有相同的基本立場、相似的研究方法、整體性的研究風格，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質性、傳承性的學術團體。

　　“學派”的建構需要三個基本要素：特定的研究對象、特定的研究范式、特定的概念及其理論體系。一種較為全面的觀點是“四條件說”，即一個學派的形成，大體上需要這樣一些條件：有一兩位具有學術成就、學術威望的學術帶頭人；有一個學術方向與理論見解大體一致而又各有所長的學術團隊與梯隊；他們具有原創性理論貢獻、已經形成一種為學術界大體認可的理論體系和學說，即有一批在文化學術界具有廣泛影響的著述，其中有幾本或幾篇代表作。可以看出，學者們普遍認為形成“學派”要有原創性理論觀點與方法。

　　原文鏈接：何以稱“學派”

　　“說真話”是福柯晚期“自我風格化”生存美學思想中重要的哲學范疇，它是對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在處理自身與真理之間的關系時所運用的自我技藝的高度概括。圍繞“生存美學”視域，福柯從兩個維度展開了對“說真話”的譜系學描述。

　　第一，“勇氣方式”的說真話。在與他人的關系中，“說真話”是指人為達至真理，必須從事冒險、挑戰的勇氣實踐，而后才能達至真理、成為說真話的人。這一實踐是如此展開的：首先要坦率地表達，這近似知無不言，要求言說者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不能采用修辭且要求表達內容完整、明確。其次，要求聽、說的雙方保持真理與信念的一致。也就是說，誠言者之德性決定了其言說的真實性，聆聽者無需對此進行懷疑。再次，誠言者要通過“說真話”批評、改正聆聽者的錯誤，不能只限于單純表述真理內容，并且這種批評總是“向上”的，即“對權力說真話”，因此誠言者總是處于對話的劣勢。最后，“說真話”要求誠言者進行個體的自由選擇。面對危險，誠言者有選擇沉默的自由，但是出于個體風格化塑造的審美要求，誠言者自由自愿地選擇“說真話”實踐。我們看到這種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展開的“說真話”自由實踐雖然具有利他的倫理效果，但是其實踐目的始終指向人的自我關系的審美塑造。通過以上自我技藝，真理實現了以“互動活動而非單純給予的形式對主體開放”，人與真理的關系不再是“認識論”的，人不再受“求真意志”的教唆而服從治理，實現了人的自由與風格化。

　　第二，“凈化方式”的說真話。這一維度的“說真話”主要指涉自我關系中的“誠言”實踐，它是“勇氣方式”的前提和基礎。通過“接收真理”與“將接收到的真理進行倫理內化”這兩個實踐環節實現主體的凈化，以便主體達至真理，實現對真理的占有，成為“誠言者”。“接收真理”也被稱為邏各斯的傳遞，分為“聽、說、讀、寫”四個環節。“聽”與“讀”是吸收邏各斯的主要方式。人在“聽”的過程中要保持緘默、保持身體的積極態度、保持注意力在語言的指稱上，如此才能有效獲得真理；“讀”則要求人們盡可能閱讀少量作者的少量作品并進行重點文字的記憶，以此獲取文字中的邏各斯。“寫”與“說”則是保留真理的方法，將“聽”和“讀”中接收的真理以“寫作”與“反復叨念”的方式在記憶中進行存儲，進一步建立自我與其占有的真理之間的牢固聯系。這一過程不同于認識論的在思想中進行的邏輯推理，“真理傳遞”是外部真理內化的過程，而不是從自我身上剝離出屬于自我的真相。邏各斯的內化，也被福柯稱為“工夫”，指將“真理傳遞”所掌握的邏各斯轉化為自我所擁有的“品行”，分為“實際訓練”與“沉思”兩個環節。“節制”與“考驗”構成“實際訓練”的主要內容，它們依照真理建議人恒久地克制思想與行動上的欲望，從而保證人對自身能力和所做之事有正確的判斷與衡量。“沉思”指人對即將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的思想鍛煉，不僅包括在思想中對各種表象的拆解與監管，以便消除人對“表象”的依賴，實現對真相的把握，還包括“對惡的預想”“思想訓練”“良心考察”，以便消除人對困境與磨難的恐懼，達至人內心平和的自我真實狀態。

　　原文鏈接：福柯論生存美學視域下的“說真話”

　　現在學界討論，說我們用引進消化吸收取得技術創新的方式來推動經濟增長已經40多年，2021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馬上晉身高收入國家行列，是不是已經沒有機會再進行引進消化吸收了？是不是我們必須全靠自己發明新技術了？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要看我國實際經濟狀況是什么樣。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我把中國現在的產業分成五大類型：

　　一是追趕型的產業，即我們有，發達國家也有，但是我們的技術或產值不如發達國家。

　　二是領先型的產業，即我們的產業已經是世界第一，如家電產業、5G通訊等等。

　　三是轉進型產業，過去我們很有比較優勢，在世界領先，但是現在失掉了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

　　四是換道超車型，即給我們帶來換道超車機會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的新經濟產業，因為新經濟的特性是研發周期特別短，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我們在新經濟的研發上不僅是跟發達國家站

　　同一條起跑線，而且由于其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我們是人力資本大國，有國內大市場，而且產業配套齊全，所以我們在新經濟領域有優勢，可以跟發達國家直接競爭。

　　五是戰略型產業，即發達國家有的技術，我們沒有，但是由于國防、經濟安全等原因而導致我們無法引進的產業，會被“卡脖子”而必須自己發明的產業。

　　雖然新結構經濟學把產業分成五種類型，但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一樣。實際上，我國經濟當中絕大多數的產業還是追趕型的。例如，2021年，我們高新技術制造業的比重占整個制造業的比重是15.1%，也就是還有85%的制造業并不是高新制造業，絕大多數還是相對成熟的傳統產業。再如，每年在德國漢諾威舉辦的世界工業展覽會，根據媒體報道，今年總共有27個展廳，每個展廳里都有中國產品，但是中國產品在絕大多數展廳里面的價格比別國產品低得多。為什么？因為我們產品的質量和技術含量跟其他國家的差距還是相當大。因此，我國絕大多產業還是追趕型，而追趕型的技術創新的最好方式就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是發展中國家取得快速發展的重要法寶。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關系到我們85%的制造業，這個法寶不能丟。

　　原文鏈接：我們下一步快速發展的法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