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3期】朱光磊：江南文化精神的三次內在轉變

　　江南文化的塑形與成形是一段曲折的歷史，其實質則是以長江為界的南北文化的互動過程。正是這種互動，導致江南文化精神的三次內在轉變。

　　由先秦之質樸而至六朝之綺靡，可謂一變。江南文化最初登上華夏歷史舞臺時，呈現出一幅蠻荒粗野的圖景。無論是干將莫邪的歷史傳說，還是伍子胥吳戈滅楚的復仇故事，無不體現出彪悍強干的質樸氣息。而在這種原始生命的質樸中，也蘊含著對宇宙人生無窮的思考，這種思考超脫而空靈，形成《楚辭》以及頗具楚地文化特色的道家思想。當中原的儒家文化南渡長江以后，與江南本土文化融合，原本彪悍強干的質樸氣息被逐漸馴化。降至六朝時期，原來“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的熱血氣概一掃而空，江南文化的生命氣息由質樸無華變為文飾點綴，產生了綺靡濃艷的文風。同時，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融合，孕育出了魏晉玄學。這股玄風倡導用超然的態度處理名教與自然的關系，討論了如何身在倫常名教的規訓中而心卻獲得無盡的逍遙自在。

　　由隋唐之玄虛而至宋明之剛健，可謂二變。在玄學興起后不久，又適值佛教東傳。原本出世的宗教增添了江南文化的形上之思，而江南文化也對佛教文化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開創了南宗禪風。如果說佛、道的興盛，多半承繼了遠古江南地區的空靈之思而對現實人生缺乏積極建設，那么當這種學風與切近實用的南下儒學相結合時，則產生了對于宇宙人生持有積極態度的宋明理學。宋代理學由洛學、關學發展為閩學，學術中心從北方轉向南方。而明代理學更是以南方的心學為精要，陳白沙、王陽明、劉蕺山等儒學大師，無一不是出自南方。

　　由晚明之空談而至清初之實干，可謂三變。清軍南下，江南士子拼死抵抗。知識分子痛定思痛，開始反思空談心性之流弊，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南方大儒，他們猛烈批評了僅僅止于分析道德概念與證悟個人境界的空談之風，積極主張經世致用的踐行之學。至此，南方學風由空談轉向實干，由片面追求形上之思轉變為形上形下一體而健全的開展。

　　原文鏈接：長江文化視域下江南實學精神的歷史演進

　　中國的“鄉土設計”實踐是在打破城鄉不平衡，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意識形態導引下，主要由政府引導和扶持，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一種多元一體的行動模式。為破解長期以來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促進城鄉協同發展、有序互動，國家啟動了“新農村建設”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鄉村發展亟待轉型，鄉村改造迫切需要設計的介入。助力鄉村振興的“鄉土設計”行動依托國家發展戰略，結合科技、經濟、消費、文化創意產業等社會發展趨勢，集合政府、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社會公益組織等各方資源，是一場全社會力量參與的大規模運動，具有更加多元化的表現形式、更多維的價值理念。而傳承利用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實現共同富裕，共建人類和諧社會的未來可持續發展目標則是其更高層次的價值追求。

　　原文鏈接：建構中國本土化“鄉土設計”模式

　　淬煉自我革命銳利思想武器，堅定理想信念是關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四大考驗”日益嚴峻復雜、“四種危險”更加尖銳凸顯的內外形勢，黨員、干部必須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確保“總開關”不出問題。

　　淬煉自我革命銳利思想武器，強化理論武裝是固本之道。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繼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必須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從中汲取豐厚的滋養、體驗真理的味道，進而啟迪政治智慧、啟發實踐思考。

　　淬煉自我革命銳利思想武器，開展集中教育是有效方式。黨史學習教育是長期任務，認真總結黨史學習教育的成功經驗，建立常態化、長效化制度機制，不斷鞏固拓展黨史學習教育成果，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更加堅定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發展新局。

　　原文鏈接：淬煉自我革命銳利思想武器

　　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凸顯，來自于兩個方面的動因：一方面是全球化放大了個體對于本體安全的基本需求，各種族裔、文化或者地區認同爭相復興，從而侵蝕了國家認同意識；另一方面，全球大變局導致國際競爭、對抗的因素趨于明顯，突顯了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緊張關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離不開國際秩序環境的影響與約束，中國也必將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互聯共通。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回應了全球化時代個體對于本體安全與理性發展的訴求。無論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還是各種地方性民族主義的興起，都沒有改變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關系基礎性政治單元的事實，國家治理仍然要以實現人民性與維護（國家）民族性作為核心目標，穩固實現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通過強調國家民族的情感價值、精神意義與認同歸屬，為各民族的生息、繁衍和發展提供共有精神家園。

　　原文鏈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治理意蘊

　　一是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盡量把疫情對消費的影響降到最低。從實際情況看，今年總體更為寬松的返鄉政策，促進了春節假期人口流動恢復和消費復蘇。在堅持“動態清零”的同時，需要更加注重疫情精準防控，減少對以聚集性和接觸式為特點的服務型消費的沖擊，也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規模。

　　二是培育和鼓勵冰雪消費等新型消費發展。當前，我國消費的“人、貨、場”都處于快速升級中，蘊藏著巨大的新消費潛力，既包括新型消費的形成，也包括傳統消費的升級。比如，北京冬奧會帶來的冰雪運動及相關消費，已經對餐飲、旅游、住宿等行業帶來了重要的拉動作用。借類似的東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動冰雪消費等新型消費常態化、大眾化，推動消費結構快速修復并持續升級。

　　三是加大新消費的基礎設施建設。著眼于中長期消費熱點的培育與壯大，以適應服務型消費的基礎設施為重點，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比如加快推進農村充電樁體系建設，解決農村新能源汽車充電不便的問題，助力新能源汽車下鄉。由此，既能擴大有效投資，又能形成消費釋放的重要基礎。

　　原文鏈接：以積極舉措激活消費潛力